朱自清《我是扬州人》欣赏
我是扬州人
朱自清
有些国语教科书里选得有我的文章，注解里或说我是浙江绍兴人，或说我是江苏江都人——就是扬州人。有人疑心江苏江都人是错了，特地老远的写信托人来问我。我说两个籍贯都不算错，但是若打官话，我得算浙江绍兴人。浙江绍兴是我的祖籍或原籍，我从进小学就填的这个籍贯;直到现在，在学校里服务快三十年了，还是报的这个籍贯。不过绍兴我只去过两回，每回只住了一天;而我家里除先母外，没一个人会说绍兴话。
我家是从先祖才到江苏东海做小官。东海就是海州，现在是陇海路的终点。我就生在海州。四岁的时候先父又到邵伯镇做小官，将我们接到那里。海州的情形我全不记得了，只对海州话还有亲热感，因为父亲的扬州话里夹着不少海州口音。在邵伯住了差不多两年，是住在万寿宫里。万寿宫的院子很大，很静;门口就是运河。河坎很高，我常向河里扔瓦片玩儿。邵伯有个铁牛湾，那儿有一条铁牛镇压着。父亲的当差常抱我去看它，骑它，抚摩它。镇里的情形我也差不多忘记了。只记住在镇里一家人家的私塾里读过书，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好朋友叫江家振。我常到他家玩儿，傍晚和他坐在他家荒园里一根横倒的枯树干上说着话，依依不舍，不想回家。这是我第一个好朋友，可惜他未成年就死了;记得他瘦得很，也许是肺病罢?
六岁那一年父亲将全家搬到扬州。后来又迎养先祖父和先祖母。父亲曾到江西做过几年官，我和二弟也曾去过江西一年;但是老家一直在扬州住着。我在扬州读初等小学，没毕业;读高等小学，毕了业;读中学，也毕了业。我的英文得力于高等小学里一位黄先生，他已经过世了。还有陈春台先生，他现在是北平著名的数学教师。这两位先生讲解英文真清楚，启发了我学习的兴趣;只恨我始终没有将英文学好，愧对这两位老师。还有一位戴子秋先生，也早过世了，我的国文是跟他老人家学着做通了的。那是辛亥革命之后在他家夜塾里的时候。中学毕业，我是十八岁，那年就考进了北京大学预科，从此就不常在扬州了。
就在十八岁那天冬天，父亲母亲给我在扬州完了婚。内人武钟谦女士是杭州籍，其实也是在扬州长成的。她从不曾去过杭州;后来同我去是第一次。她后来因为肺病死在扬州，我曾为她写过一篇《给亡妇》。我和她结婚的时候，祖父已死了好几年了。结婚后一年祖母也死了。他们两老都葬在扬州，我家于是有祖茔在扬州了。后来亡妇也葬在这祖茔里。母亲在抗战前两年过去，父亲在胜利前四个月过去，遗憾的是我都不在扬州;他们也葬在那祖茔里。这中间叫我痛心的是死了第二个女儿!他性情好，爱读书，做事负责任，待朋友最好。已经成人了，不知什么病，一天半就完了!她也葬在祖茔里。我有九个孩子。除第二个女儿外，还有一个男孩不到一岁就死在扬州;其馀亡妻生的四个孩子都曾在扬州老家住过多少年。这个老家直到今天夏初才解散了，但是还留着一位老年的庶母在那里。
我家跟扬州的关系，大概够得上古人说的 “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了。现在亡妻生的四个孩子都已自称为扬州人了;我比起他们更算是在扬州长成的，天然更该算是扬州人了。但是从前一直马马虎虎的骑在墙上，并且自称浙江人的时候还多些，又为了什么呢?这一半因为报的是浙江籍，求其一致;一半也还有些别的道理。这些道理第一桩就是籍贯是无所谓的`。那时要做一个世界人，连国籍都觉得狭小，不用说省籍和县籍了。那时在大学里觉得同乡会最没有意思。
我同住的和我来往的自然差不多都是扬州人，自己却因为浙江籍，不去参加江苏或扬州同乡会。可是虽然是浙江绍兴籍，却又没跟一个道地浙江人来往，因此也就没人拉我去开浙江同乡会，更不用说绍兴同乡会了。这也许是两栖或骑墙的好处罢?然而出了学校以后到底常常会到道地绍兴人了。我既然不会说绍兴话，并且除了花雕和兰亭外几乎不知道绍兴的别的情形，于是乎往往只好自己承认是假绍兴人。那虽然一半是玩笑，可也有点儿窘的。
还有一桩道理就是我有些讨厌扬州人;我讨厌扬州人的小气和虚气。小是眼光如豆，虚是虚张声势，小气无须举例。虚气例如已故的扬州某中央委员，坐包车在街上走，除拉车的外，又跟上四个人在车子边推着跑着。我曾经写这一篇短文，指出扬州人这些毛病。后来要将这篇文收入散文集《你我》里，商务印书馆不肯，怕再闹出“闲话扬州”的案子。这当然也因为他们总以为我是浙江人，而浙江人骂扬州人是会得罪扬州人的。但是我也并不抹煞扬州的好处，曾经写过一篇《扬州的夏日》，还有在《看花》里也提起扬州福缘庵的桃花。再说现在年纪大些了，觉得小气和虚气都可以算是地方气，绝不止是扬州人如此。从前自己常答应人说自己是绍兴人，一半又因为绍兴人有些戆气，而扬州人似乎太聪明。其实扬州人也未尝没戆气，我的朋友任中敏(二北)先生，办了这么多年汉民中学，不管人家理会不理会，难道还不够“戆”的!绍兴人固然有戆气，但是也许还有别的气我讨厌的，不过我不深知罢了。这也许是阿q的想法罢?然而我对于扬州的确渐渐亲热起来了。
扬州真像有些人说的，不折不扣是个有名的地方。不用远说，李斗《扬州画舫录》里的扬州就够羡慕的。可是现在衷落了，经济上是一日千丈的衰落了，只看那些没精打彩的盐商家就知道。扬州人在上海被称为江北老，这名字总而言之表示低等的人。江北老在上海是受欺负的，他们于是学些不三不四的上海话来冒充上海人。到了这地步他们可竟会忘其所以的欺负起那些新来的江北老了。这就养成了扬州人的自卑心理。抗战以来许多扬州人来到西南，大半都自称为上海人，就靠着那一点不三不四的上海话;甚至连这一点都没有，也还自称为上海人。其实扬州人在本地也有他们的骄傲的。他们称徐州以北的人为侉子，那些人说的是侉话。他们笑镇江人说话土气，南京人说话大舌头，尽管这两个地方都在江南。英语他们称为蛮话，说这种话的当然是蛮子了。然而这些话只好关着门在家里说，到上海一看，立刻就会矮上半截，缩起舌头不敢啧一声了。扬州真是衰落得可以啊!
我也是一个江北老，一大堆扬州口音就是招牌，但是我却不愿做上海人;上海人太狡猾了。况且上海对我太生疏，生疏的程度跟绍兴对我也差不多;因为我知道上海虽然也许比知道绍兴多些，但是绍兴究竟是我的祖籍，上海是和我水米无干的。然而年纪大起来了，世界人到底做不成，我要一个故乡。俞平伯先生有一行诗，说“把故乡掉了”。其实他掉了故乡又找到了一个故乡;他诗文里提到苏州那一股亲热，是可羡慕的，苏州就算是他的故乡了。他在苏州度过他的童年，所以提起来一点一滴都亲亲热热的，童年的记忆最单纯最真切，影响最深最久;种种悲欢离合，回想起来最有意思。“青灯有味是儿时”，其实不止青灯，儿时的一切都是有味的。这样看，在那儿度过童年，就算那儿是故乡，大概差不多罢?这样看，就只有扬州可以算是我的故乡了。何况我的家又是“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呢?所以扬州好也罢，歹也罢，我总该算是扬州人的。
1946年
与朱自清早年的散文比较，《我是扬州人》的文字更加洗练和自然，丝毫不落雕琢斧凿的痕迹。全篇挥洒自如，兴之所至，一泻千里，随手拈来，皆成文章;像是面对着一个老友无拘无束地娓娓而谈，倾诉衷曲，给人以亲切、质朴和纯真的感觉。它既有浓郁的抒情，又有即兴的议论，而且将二者有机结合，使全文浑然一体。
现代人不再固守家园，常常不停地流动与奔突，他们谈起故乡，既不是对郡望家世的炫耀，也没有倦游思归(要归，也只不过归来看看，绝大多数不是回乡定居)的意愿。油然而生的故乡情，来自对金色童年的无限眷恋，对那人生最初阶段的美好回忆。“在那儿度过童年，就算那儿是故乡”，一语道破了现代人思乡的秘密。作者对童年在邵伯镇和扬州城的回忆，像写意画似的寥寥几笔，貌似平淡，但感情的潜流却在字里行间奔实，攫住了人们的心田。童年，是蕴藏在每个人心底的一段柔情，遇到文字的媒介，便在作者和读者的心中泛滥开了。
在我们这个讲面子慕虚荣的国度，甚至籍贯也成为沽名钓誉的本钱，玷污了故乡情的纯真。北方人说南方人蛮，南方人说北方人侉;大地方瞧不起小地方，繁荣地区看不上闭塞地区。随意地臧否别人的籍贯，嘲笑他乡的习俗，这似乎有失厚道;江北佬到上海没几年，就冒充上海人，反过来欺侮自己的同乡新到上海的江北佬;这简直是市侩气奴才气了。作者在即兴的议论中，鞭笞了这些国民性的痼疾，颇发人猛省。作者自己虽对扬州因“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而怀着深挚的感情，却能够对之作出客观的评论，无谀辞，不护短;这大概是因为作者曾经“要做一个世界人”的缘故吧!
情不逾理，理寓情中：情理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