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重庆行记》赏析
这回暑假到成都看看家里人和一些朋友，路过陪都，停留了四日。每天真是东游西走，几乎车不停轮，脚不停步。重庆真忙，像我这个无事的过客，在那大热天里，也不由自主的好比在旋风里转，可见那忙的程度。这倒是现代生活现代都市该有的快拍子。忙中所见，自然有限，并且模糊而不真切。但是换了地方，换了眼界，自然总觉得新鲜些，这就乘兴记下了一点儿。
我从昆明到重庆是飞的。人们总羡慕海阔天空，以为一片茫茫，无边无界，必然大有可观。因此以为坐海船坐飞机是“不亦快哉!”其实也未必然。晕船晕机之苦且不谈，就是不晕的人或不晕的时候，所见虽大，也未必可观。海洋上见的往往是一片汪洋，水，水，水。当然有浪，但是浪小了无可看，大了无法看——那时得躲进舱里去。船上看浪，远不如岸上，更不如高处。海洋里看浪，也不如江湖里，海洋里只是水，只是浪，显不出那大气力。江湖里有的是遮遮碍碍的，山哪，城哪，什么的，倒容易见出一股劲儿。“江间波浪兼云涌”为的是巫峡勒住了江水;“波撼岳阳城”，得有那岳阳城，并且得在那岳阳城楼上看。
不错，海洋里可以看日出和日落，但是得有运气。日出和日落全靠云霞烘托才有意思。不然，一轮呆呆的日头简直是个大傻瓜!云霞烘托虽也常有，但往往淡淡的，懒懒的，那还是没意思。得浓，得变，一眨眼一个花样，层出不穷，才有看头。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平生只见过两回的落日，都在陆上，不在水里。水里看见的，日出也罢，日落也罢，只是些傻瓜而已。这种奇观若是有意为之，大概白费气力居多。有一次大家在衡山上看日出，起了个大清早等着。出来了，出来了，有些人跳着嚷着。那时一丝云彩没有，日光直射，教人睁不开眼，不知那些人看到了些什么，那么跳跳嚷嚷的。许是在自己催眠吧。自然，海洋上也有美丽的日落和日出，见于记载的也有。但是得有运气，而有运气的并不多。
赞叹海的文学，描摹海的艺术，创作者似乎是在船里的少，在岸上的多。海太大太单调，真正伟大的作家也许可以单刀直入，一般离了岸却掉不出枪花来，像变戏法的离开了道具一样。这些文学和艺术引起未曾航海的人许多幻想，也给予已经航海的人许多失望。天空跟海一样，也大也单调。日月星的，云霞的文学和艺术似乎不少，都是下之视上，说到整个儿天空的却不多。星空，夜空还见点儿，昼空除了“青天”“明蓝的晴天”或“阴沉沉的天”一类词儿之外，好像再没有什么说的。但是初次坐飞机的人虽无多少文学艺术的背景帮助他的想象，却总还有那“天宽任鸟飞”的想象;加上别人的经验，上之视下，似乎不只是苍苍而已，也有那翻腾的云海，也有那平铺的锦绣。这就够揣摩的。
但是坐过飞机的人觉得也不过如此，云海飘飘拂拂的弥漫了上下四方，的确奇。可是高山上就可以看见;那可以是云海外看云海，似乎比飞机上云海中看云海还清切些。苏东坡说得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飞机上看云，有时却只像一堆堆破碎的石头，虽也算得天上人间，可是我们还是愿看流云和停云，不愿看那死云，那荒原上的乱石堆。至于锦绣平铺，大概是有的，我却还未眼见。我只见那“亚洲第一大水扬子江”可怜得像条臭水沟似的。城市像地图模型，房屋像儿童玩具，也多少给人滑稽感。自己倒并不觉得怎样藐小，却只不明白自己是什么玩意儿。假如在海船里有时会觉得自己是傻子，在飞机上有时便会觉得自己是丑角吧。然而飞机快是真的，两点半钟，到重庆了，这倒真是个“不亦快哉”!
昆明虽然不见得四时皆春，可的确没有一般所谓夏天。今年直到七月初，晚上我还随时穿上衬绒袍。飞机在空中走，一直不觉得热，下了机过渡到岸上，太阳晒着，也还不觉得怎样热。在昆明听到重庆已经很热。记得两年前端午节在重庆一间屋里坐着，什么也不做，直出汗，那是一个时雨时晴的日子。想着一下机必然汗流浃背，可是过渡花了半点钟，满晒在太阳里，汗珠儿也没有沁出一个。后来知道前两天刚下了雨，天气的确清凉些，而感觉既远不如想象之甚，心里也的确清凉些。
滑竿沿着水边一线的泥路走，似乎随时可以滑下江去，然而毕竟上了坡。有一个坡很长，很宽，铺着大石板。来往的人很多，他们穿着各样的短衣，摇着各样的扇子，真够热闹的。片段的颜色和片段的动作混成一幅斑驳陆离的画面，像出于后期印象派之手。我赏识这幅画，可是好笑那些人，尤其是那些扇子。那些扇子似乎只是无所谓的机械的摇着，好像一些无事忙的人。当时我和那些人隔着一层扇子，和重庆也隔着一层扇子，也许是在滑竿儿上坐着，有人代为出力出汗，会那样心地清凉罢。
第二天上街一走，感觉果然不同，我分别了重庆的热了。扇子也买在手里了。穿着成套的西服在大太阳里等大汽车，等到了车，在车里挤着，实在受不住，只好脱了上装，摺起挂在膀子上。有一两回勉强穿起上装站在车里，头上脸上直流汗，手帕子简直揩抹不及，眉毛上，眼镜架上常有汗偷偷的滴下。这偷偷滴下的汗最教人担心，担心它会滴在面前坐着的太太小姐的衣服上，头脸上，就不是太太小姐，而是绅士先生，也够那个的。再说若碰到那脾气躁的人，更是吃不了兜着走。曾在北平一家戏园里见某甲无意中碰翻了一碗茶，泼些在某乙的竹布长衫上，某甲直说好话，某乙却一声不响的拿起茶壶向某甲身上倒下去。碰到这种人，怕会大闹街车，而且是越闹越热，越热越闹，非到宪兵出面不止。
话虽如此，幸而倒没有出什么岔儿，不过为什么偏要白白的将上装挂在膀子上，甚至还要勉强穿上呢?大概是为的绷一手儿罢。在重庆人看来，这一手其实可笑，他们的夏威夷短裤儿照样绷得起，何必要多出汗呢?这儿重庆人和我到底还隔着一个心眼儿。再就说防空洞罢，重庆的防空洞，真是大大有名、死心眼儿的以为防空洞只能防空，想不到也能防热的，我看沿街的防空洞大半开着，洞口横七竖八的安些床铺、马札子、椅子、凳子，横七竖八的坐着、躺着各样衣着的男人、女人。在街心里走过，瞧着那懒散的样子，未免有点儿烦气。这自然是死心眼儿，但是多出汗又好烦气，我似乎倒比重庆人更感到重庆的热了。
衣食住行，为什么却从行说起呢?我是行客，写的是行记，自然以为行第一。到了重庆，得办事，得看人，非行不可，若是老在屋里坐着，压根儿我就不会上重庆来了。再说昆明市区小，可以走路;反正住在那儿，这回办不完的事，还可以留着下回办，不妨从从容容的，十分忙或十分懒的时候，才偶尔坐回黄包车、马车或公共汽车。来到重庆可不能这么办，路远、天热，日子少、事情多，只靠两腿怎么也办不了。
况这儿的车又相应、又方便，又何乐而不坐坐呢?
前几年到重庆，似乎坐滑竿最多，其次黄包车，其次才是公共汽车。那时重庆的朋友常劝我坐滑竿，因为重庆东到西长，有一圈儿马路，南到北短，中间却隔着无数层坡儿。滑竿可以爬坡，黄包车只能走马路，往往要兜大圈子。至于公共汽车，常常挤得水泄不通，半路要上下，得费出九牛二虎之力，所以那时我总是起点上终点下的多，回数自然就少。坐滑竿上下坡，一是脚朝天，一是头冲地，有些惊人，但不要紧，滑竿夫倒把得稳。从前黄包车下打铜街那个坡，却真有惊人的着儿，车夫身子向后微仰，两手紧压着车把，不拉车而让车子推着走，脚底下不由自主的忽紧忽慢，看去有时好像不点地似的，但是一个不小心，压不住车把，车子会翻过去，那时真的是脚不点地了，这够险的。所以后来黄包车禁止走那条街，滑竿现在也限制了，只准上坡时坐。可是公共汽车却大进步了。
这回坐公共汽车最多，滑竿最少。重庆的公用汽车分三类，一是特别快车，只停几个大站，一律廿五元，从那儿坐到哪儿都一样，有些人常拣那候车人少的站口上车，兜个圈子回到原处，再向目的地坐;这样还比走路省时省力，比雇车省时省力省钱。二是专车，只来往政府区的上清寺和商业区的都邮街之间，也只停大站，廿五元。三是公共汽车，站口多，这回没有坐，好像一律十五元，这种车比较慢，行客要的是快，所以我没有坐。慢固然因停的多，更因为等的久。重庆汽车，现在很有秩序了，大家自动的排成单行，依次而进，坐位满人，卖票人便宣布还可以挤几个，意思是还可以“站”几个。这时愿意站的可以上前去，不妨越次，但是还得一个跟一个“挤”满了，卖票宣布停止，叫等下次车，便关门吹哨子走了。公共汽车站多价贱，排班老是很长，在腰站上，一次车又往往上不了几个，因此一等就是二三十分钟，行客自然不能那么耐着性儿。
二十七年春初过桂林，看见满街都是穿灰布制服的，长衫极少，女子也只穿灰衣和裙子。那种整齐，利落，朴素的精神，叫人肃然起敬;这是有训练的公众。后来听说外面人去得多了，长衫又多起来了。国民革命以来，中山服渐渐流行，短衣日见其多，抗战后更其盛行。从前看不起军人，看不惯洋人，短衣不愿穿，只有女人才穿两截衣，哪有堂堂男子汉去穿两截衣的。可是时世不同了，男子倒以短装为主，女子反而穿一截衣了。桂林长衫增多，增多的大概是些旧长衫，只算是回光返照。可是这两三年各处却有不少的新长衫出现，这是因为公家发的平价布不能做短服，只能做长衫，是个将就局儿。相信战后材料方便，还要回到短装的，这也是一种现代化。
四川民众苦于多年的省内混战，对于兵字深恶痛绝，特别称为“二尺五”和“棒客”，列为一等人。我们向来有“短衣帮”的名目，是泛指，“二尺五”却是特指，可都是看不起短衣。四川似乎特别看重长衫，乡下人赶场或入市，往往头缠白布，脚登草鞋，身上却穿着青布长衫。是粗布，有时很长，又常东补一块，西补一块的，可不含糊是长衫。也许向来是天府之国，衣食足而后知礼义，便特别讲究仪表，至今还留着些流风余韵罢?然而城市中人却早就在赶时髦改短装了。短装原是洋派，但是不必遗憾，赵武灵王不是改了短装强兵强国吗?短装至少有好些方便的地方：夏天穿个衬衫短裤就可以大模大样的在街上走，长衫就似乎不成。只有广东天热，又不像四川在意小节，短衫裤可以行街。可是所谓短衫裤原是长裤短衫，广东的短衫又很长，所以还行得通，不过好像不及衬衫短裤的派头。
不过衬衫短裤似乎到底是便装，记得北平有个大学开教授会，有一位教授穿衬衫出入，居然就有人提出风纪问题来。三年前的夏季，在重庆我就见到有穿衬衫赴宴的了，这是一位中年的中级公务员，而那宴会是很正式的，座中还有位老年的参政员。可是那晚的确热，主人自己脱了上装，又请客人宽衣，于是短衫和衬衫围着圆桌子，大家也就一样了。西服的客人大概搭着上装来，到门口穿上，到屋里经主人一声“宽衣”，便又脱下，告辞时还是搭着走。其实真是多此一举，那么热还绷个什么呢?不如衬衫入座倒干脆些。可是中装的却得穿着长衫来去，只在室内才能脱下。西服客人累累赘赘带着上装，倒可以陪他们受点儿小罪，叫他们不至于因为这点不平而对于世道人心长吁短叹。
战时一切从简，衬衫赴宴正是“从简”。“从简”提高了便装的地位，于是乎造成了短便装的风气。先有皮茄克，春秋冬三季(在昆明是四季)，大街上到处都见，黄的、黑的、拉链的、扣钮的、收底的、不收底边的`，花样繁多。穿的人青年中年不分彼此，只除了六十以上的老头儿。从前穿的人多少带些个“洋”关系，现在不然，我曾在昆明乡下见过一个种地的，穿的正是这皮茄克，虽然旧些。不过还是司机穿的最早，这成个司机文化一个重要项目。皮茄克更是哪儿都可去，昆明我的一位教授朋友，就穿着一件老皮茄克教书、演讲、赴宴、参加典礼，到重庆开会，差不多是皮茄克为记。这位教授穿皮茄克，似乎在学晏子穿狐裘，三十年就靠那一件衣服，他是不是赶时髦，我不能冤枉人，然而皮茄克上了运是真的。
再就是我要说的这两年至少在重庆风行的夏威夷衬衫，简称夏威夷衫，最简称夏威衣。这种衬衫创自夏威夷，就是檀香山，原是一种土风。夏威夷岛在热带，译名虽从音，似乎也兼义。夏威夷衣自然只宜于热天，只宜于有“夏威”的地方，如中国的重庆等。重庆流行夏威衣却似乎只是近一两年的事。去年夏天一位朋友从重庆回到昆明，说是曾看见某首长穿着这种衣服在别墅的路上散步，虽然在黄昏时分，我的这位书生朋友总觉得不大像样子。今年我却看见满街都是的，这就是所谓上行下效罢?
夏威衣翻领像西服的上装，对襟面袖，前后等长，不收底边，不开岔儿，比衬衫短些。除了翻领，简直跟中国的短衫或小衫一般无二。但短衫穿不上街，夏威衣即可堂哉皇哉在重庆市中走来走去。那翻领是具体而微的西服，不缺少洋味，至于凉快，也是有的。夏威衣的确比衬衫通风;而看起来飘飘然，心上也爽利。重庆的夏威衣五光十色，好像白绸子黄卡叽居多，土布也有，绸的便更见其飘飘然，配长裤的好像比配短裤的多一些。在人行道上有时通过持续来了三五件夏威衣，一阵飘过去似的，倒也别有风味，参差零落就差点劲儿。夏威衣在重庆似乎比皮茄克还普遍些，因为便宜得多，但不知也会像皮茄克那样上品否。到了成都时，宴会上遇见一位上海新来的青年衬衫短裤入门，却不喜欢夏威衣(他说上海也有)，说是无礼貌。这可是在成都、重庆人大概不会这样想吧?
1944年9月7日作
(原载1944年9月10日、17日、23日、10月1日昆明《中央日报·星期增刊》)
《重庆行记》是1944年暑期，朱自清从昆明的西南联大到成都看望家人和朋友，路过陪都重庆停留四日中的所见所感。由“飞”、“热”、“行”、“衣”四则组成，虽因时间短，且系“忙中所见”，“模糊而不真切”，但由于异地新游，感觉颇为新鲜，较好地展示了四十年代的重庆在“快拍子”生活中的民俗风情。
《飞》写自昆明飞往重庆的感受。作者采用对比构思法，将一般人认为乘飞机“海阔天空”，“不亦快哉”的心灵感受，与自身乘机的实际体验两相对照，指出乘机坐船的弊端。作者紧扣“海阔”与“天空”，用海天之所见所感进行说明：一是有晕船晕机之苦。二是不晕者所见虽大，也未必可观。因为海上见的是一片汪洋，虽有浪，但浪小无可看，浪大无法看。三是海上的日出日落得靠云霞烘托，有浓淡，多变化，方有看头。倘若无运气，无烘托的云霞，则朝夕的日头简直是个呆呆的大傻瓜。况且看浪观日出，船上远不如岸上和高处。四是天空跟海洋一样，也大也单调。尤其是白昼，无日月星，更少多样与变化。五是空中所见翻腾的云海和“平铺的锦绣”，那是陆地的高山上也可见的，而且比飞机上更为清切。六是在机上看云、视地，一切活生生的大自然景观都显得僵死和凌乱。城市与建筑物均成了模型或玩具。作者以此否定了坐船乘机“不亦快哉”的乐感，而实际体验到的只是“飞机快是真的”，在时速上确实“不亦快哉”!其中似乎在暗示人们：凡事均须实际体验，即便观海景、望云天，脚应踏在“岸上”、“山上”，才有韵味，文章思维发散，颇具新意。
《热》展示了火炉重庆炎夏的“热”氛围。作者从自我感觉的角度，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先写重庆之不热：“想着一下机必然汗流浃背，可是过渡花了半点钟，满晒在太阳里，汗珠儿也没有沁出一个。”还认为那些穿短衣、摇扇的来往行人似乎是可笑的“无事忙”。实际上这“清凉”是因为“前两天刚下了雨”，自己“在滑竿儿上坐着，有人代为出力出汗”的缘故。后以“第二天上街一走，感觉果然不同，我分到了重庆的热了”领起，笔锋一转，集中描绘了重庆的“热”气氛：我买了扇子，也边走边摇起来;在公共汽车上挤着，热得只好“脱了上装，摺起挂在膀子上”;上装勉强穿在身上，“头上脸上直流汗，手帕简直揩抹不及，眉毛上，眼睛架上常有汗偷偷的滴下”;既防空又防热的防空洞口：“沿街的防空洞大半开着，洞口横七竖八的安些床铺、马扎子、椅子、凳子，横七竖八的坐着、躺着各样衣着的男人、女人。”在这里，作者捕捉了极富有特征性的细节，三言两语，简练地描画出了一幅“重庆炎夏”图。
《行》展示了重庆的特殊地理环境及三种交通工具。山城重庆，山高路不平，“东到西长，有一圈儿马路，南到北短，中间却隔着无数层坡儿”，行路、办事极为不便。滑竿、黄包车、公共汽车是这特殊环境中的三代步工具，对它们的选择，在不同年代便有不同的倾向：
“前几年到重庆，似乎坐滑竿最多，其次黄包车，其次才是公共汽车。”因为重庆坡多山阻，“黄包车只能走马路，往往要兜大圈子”，而且下坡时，如车夫压不住车把，车子会有翻过去的危险;“公共汽车常常挤得水泄不通，半路要上下，得费出九牛二虎之力”;滑竿能爬坡，路便捷，虽有脚朝天，头冲地的惊险，但滑竿夫把得稳，很安全。
但是，“这回坐公共汽车最多，滑竿少。”这是因为“公共汽车却大进步了”。车又相应、又方便。其时它已分为三类：“一是特别快车，只停几个大站，一律廿五元”，省时省力省钱;“二是专车，只来往政府区的上清寺和商业区的都邮街之间，也只停大站，廿五元;”“三是公共汽车，站口多”。“我”因要办事，均坐一、二类车。一、二类车站秩序尚好。三类车，虽站多价贱，但人多排队长，“一等就是二三十分钟”，甚为不便。作者在“行”的描述中流露出的实情是：虽然公共汽车“大进步了”，但重庆行路实难。
《衣》描述了“短装”的演变及至在重庆的风行。作者先写桂林地区服装的款式、色彩在二十几年的四次演化：“国民革命以来，中山服渐渐流行，短衣日见其多，抗战后更其盛行”;“二十七春初过桂林，看见满街都是穿灰布制服的，长衫极少”;后来“回光反照”，旧长衫“增多”;“这两三年”，“公家发的平价布不能做短服，只能做长衫”，因“将就局儿”而又“有不少的新长衫出现”。并预见：战后“还要回到短装的”。在此，作者指出：“从前，人们不愿穿短衣的缘故是，将短衣视为“洋人”与“军人”的衣着，因“看不起军人，看不惯洋人”既而“看不起”也“看不惯”短装。接着，作者描述四川服装的景况：四川乡下民众喜穿长衫，(尽管是粗布，外加补钉重叠)这其中的缘由有二：一是“恨乌及屋”，因受战乱之苦而产生对兵的深恶痛绝，进而产生对兵所穿的“短衣”之恨，并将“短衣”——“二尺五”作为“兵”与“棒客”的代名词。二是传统观念、特殊心态作祟，认为着长衫才显“仪表”风度;城里人已在风行短装，因为它到底有许多方便之处。然后，作者由此生发开去，夹叙夹议地抒写了在所谓正规场合(开会、赴宴)也不应对穿短衫者牵扯到“风纪问题”，更不必要在大热天为了“绷”而累累赘赘地“搭着西服”、“穿着长衫”来去而遭罪，“不如衬衫入座倒干脆些”。最后，写昆明和重庆地区应“从简”而兴的便装的风行：先有作为“司机文化一个重要项目”的皮茄克在昆明遍布城乡，且穿这服装的人不分职业，不论年龄;再是重庆流行的“夏威衣”，它虽来自异邦，但它不仅适宜于有“有夏威衣”的重庆，而且既潇洒又便宜。然而就是这种适宜又挺具特色的“夏威衣”，当它风行前夕，穿着它于“黄昏时分”在别墅路上散步，也有人认为“总觉得不大像样子”而当它在重庆风行时，异地有人“说是无礼貌”。由此可见，衣着中所显示出的这些光怪陆离的状况，实则是“世时不同”、人的心态习性等差异所致。
《衣》在冷静客观的描述中似乎寓伏了作者的思辨：在文明社会里，衣着的功能虽只有一个——用以蔽体，但它的款式、格调的流行却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既有社会的(政治变革、传统观念、人的习性等)，也有自然的(地理环境、自然气候等)，穿衣小事尚且如此，何况社会变革，其演变更为艰难。
《重庆记行》系见闻随笔，作者紧扣重庆这个特殊的生态环境——山高路陡、天热等方面进行描绘，随兴笔录，自由疏放，穿插腾挪，自然恰巧，纵论横联，妙趣丛生，在直白与诙谐之中颇含对时俗的讽喻，可谓豪华脱尽，醇厚自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