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感动中国彭士禄事迹体会1
“我们是共和国的杀手锏，肩负着深海使命，从大洋深处发出雷霆，惊涛骇浪写忠诚……”
2021年3月30日9时整，渤海湾晴空万里，碧波粼粼。伴随着激昂的《中国英雄核潜艇》之歌，轮船向西南方向行驶，到达指定海域，彭士禄夫妇的骨灰在这里海撒。
彭士禄是我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一生对祖国的海洋有割舍不下的情怀。他4岁成孤儿、8岁坐牢、31岁改学核专业……他“深潜”一生，铸就惊天动地的传奇。
在他隐姓埋名的那段时间，他带领团队在四川的崇山峻岭间，克服重重困难，铸就了共和国的“水下钢铁长城”。展开历史的卷轴，这位大国栋梁在川为国铸盾的峥嵘岁月缓缓展现在我们面前。
来四川，他的人生和核潜艇事业正式起航
为了核潜艇能一次建造成功，必须先建一个环境条件一模一样的陆上模式堆进行模拟试验。
1965年中央专委批准正式研制核潜艇，并选择地处四川的一片山区作为建造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的厂址，并要求于1970年建成陆上模式堆。
科技人才从祖国四面八方汇聚到四川西南部大山深处的一个代号叫“909”的基地。这支队伍中的大部人在核潜艇研制成功后留在四川，组建了现在的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彭士禄也是其中的一员。他从北京西直门车站乘火车离开北京，来到四川的崇山峻岭间。
一路上，彭士禄意气风发。这一天，他已经等了很多年。
就在彭士禄留学期间的1954年，发生了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美国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鹦鹉螺”号，悄然从美国东海岸潜入太平洋，途经欧亚非三大洲后又回到了美国东海岸。所有的动力，竟是靠一块高尔夫大小的铀燃料。
1956年，陈赓大将到苏联访问，正准备回国的彭士禄被密召到中国驻苏大使馆。陈赓问他：“中央已决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彭士禄坚定地说。
从此，彭士禄与核动力这个神秘的专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8年，中国研制核潜艇工程启动，该工程和研制原子弹一样被列为国家最高机密。
独立研制核潜艇，可谓是艰难。彭士禄没见过核潜艇，手头仅有的资料，一个是从报纸上剪下的两张模糊照片，一个是从美国商店买来的儿童潜艇玩具。
1963年，因多种原因，核潜艇研制“下马”了。留下来的彭士禄带领大家“坐下来、钻进去、入了迷”，抓紧读书学习，做好核动力的技术储备工作。克服重重困难，在理论设计上突破了堆芯控制布置方案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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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技术资料、没有援助专家，他为“巨龙”铸“芯”，为大国造“盾”
四川西南部大山深处，这个代号“909”的基地，彭士禄和同事们在没有技术资料、没有援助专家、生活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开始了为“巨龙”铸“芯”，为大国造“盾”。
模式堆建在了靠大山的隐蔽角落。当时“909”基地的生活条件有多差？喝的水，来自稻田、池塘、河沟，经常拉肚子，只得用明矾进行处理，一缸水用完，缸底会沉淀起很厚一层泥；住的房，是就地取材用石头和泥巴垒起来的“干打垒”房；走的路，是在泥土上垫一层石子，晴天“洋（扬）灰”，雨天“水泥”的碎石路。彭士禄的老部下高星斗记得，彭士禄经常拿着一个大瓷碗，排队在食堂打饭，食堂饭没有太多荤腥，大多数时候是酸咸菜。
“909”机关小院至今还留有一处信箱，上书“成都291信箱”。这个信箱曾是基地八千军民与家人联络的唯一地址。对当地百姓的询问，他们也只说自己属于“西南水电研究所”，来四川发展水电。
核潜艇技术极为复杂，全艇设备、仪表、附件达2600多项，4.6万多台件，电缆总长90余公里，管道总长30余公里。
没有复印设备，大家就用手抄写。没有电动计算机，就用手摇计算机，没有经验，就自己一步步摸索。彭士禄也曾在自述中表示：“研究室每人每月的办公费才5元，这里面还包括出差费和办公用品费……那时没有电脑，大家就拉计算尺、打算盘，那么多的数据都是靠这些工具没日没夜算出来的。”“经常看见他晚上穿着大裤衩又到办公室搞计算。”设计专家张敬才回忆。
一遍遍的计算，一次次的试验，各项研究工作取得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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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因为属‘牛’吧，我敬仰‘孺子牛’的犟劲。不做则已，一做到底。”彭士禄说。
核潜艇建造成功之后，跟核动力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彭士禄，又领受了新的任务：建造核电厂。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彭士禄就曾提交过秦山核电站的设计方案。改革开放后，中国启动广东大亚湾核电站项目，彭士禄被任命为筹建总指挥，后成为大亚湾核电站首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再后又担任秦山核电站二期董事长。
在出任秦山二期核电站董事长时，他提出了股份制，建立了董事会制度，还首次把招投标制引入核电工程建设。
在荣誉面前，彭士禄从不计较得失，也从不提个人要求。
1978年，当得知自己被授予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时，他正在工地上忙碌，根本不知自己是获奖者。彭士禄惊讶地说：“我也可以得奖？”因为他总认为，中国核潜艇研制成功绝不是一两个人的作用所能及的，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充其量就是核潜艇上的一枚螺丝钉。”
什么时候调级，什么时候评职称，什么时候涨工资，彭士禄一概不知，也不打听。评院士也是单位申请的。别人的房子是越调越大，而他却从七间的将军楼搬到四室一厅的单元房里，把大房子让给别人。
彭士禄担任过不少单位的顾问，从不拿报酬。他总说：“国家给我的太多了。只要对国家民族有利，比拿点小钱更有价值。”
国内外很多人称赞他是“中国核潜艇之父”“中国核电站创建人”，对此，彭士禄坚决反对。“我不过是与同事合作，为中国的核事业做了该做的事。我这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二是建核电站。我不是什么‘之父’，只是核动力领域的一头拓荒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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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曾主持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动力设计与调试工作，参与指挥大亚湾核电站和秦山核电站二期建设，引领我国核工业实现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历史性跨越。这位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彭士禄。
作为我国农民运动的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彭士禄继承先辈遗志、传承红色基因，以身许国、科技报国。哪里有危险，哪里有困难，他总是冲在最前面。但在名利面前，他却总是藏着、躲着。有人送他“核潜艇之父”的称号，有人说他是“中国核电站创建人”，他却谦虚地回答：“我只是核动力领域的一头垦荒牛。”
彭士禄的童年经历过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1928年，他3岁时，母亲被反动派枪杀；第二年，父亲彭湃也在上海牺牲。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斩草除根”，党组织安排他辗转到20多户百姓家里寄养。那段时间，彭士禄见到年纪大的就喊爸爸妈妈，年纪小的就喊哥哥姐姐。
8岁时，由于叛徒出卖，彭士禄被捕入狱。出狱后，由于生计无着，他又沦为“小乞丐”……回忆起这段经历，彭士禄说：“坎坷的童年经历，磨炼了我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父母把家产无私地分配给了农民，直至不惜牺牲生命，给了我要为人民、为祖国奉献一切的热血。”
1940年，周恩来找到彭士禄，并把他送到延安。彭士禄常对延安中学的同学们说：“我们的父母经过残酷的斗争，有的流血牺牲了，要不好好学习，怎么对得起自己的父母亲，怎么对得起党？”
1951年，品学兼优的彭士禄被选派留学苏联，前往喀山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学习。1956年，陈赓大将到苏联访问，把彭士禄召到中国驻苏大使馆。“中央已决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陈赓问。“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彭士禄语气坚定。从此，他便与核动力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留学那段岁月里，彭士禄从未在晚上12点前就寝。“我们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一头扎进去，就像沙漠中的行人看见了湖泊。”他清楚地记得，当时苏联教授每教一节课，中方要另付80卢布的报酬。“80卢布啊！这是老阿妈用血汗钱供孩子上洋学堂，我们能不努力吗？”
1958年6月，彭士禄学成回国，被分配到北京原子能研究所工作。1962年2月，他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然而，当时中国在核潜艇建造方面的知识近乎为零，一无图纸资料、二无权威专家、三无外来援助，包括彭士禄在内的所有人，谁都没见过真正的核潜艇到底长什么样，不得不全靠“自教自学”。
国家经济困难，但彭士禄和同事们士气高昂。“困难时期，我们都是吃着窝窝头搞核潜艇，有时甚至连窝窝头都吃不饱。粮食不够，挖野菜、白菜根吃……那时没有电脑，就拉计算尺、敲算盘。”彭士禄说。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加紧研制核潜艇的任务进一步提上了日程。1965年，中央专委批准研制核潜艇，并要求1970年建成潜艇陆上模式堆。于是，彭士禄等一大批科技人才从祖国四面八方汇聚到四川西南部大山深处的一个代号叫“909”的基地。
在担任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期间，彭士禄主持了核动力装置的扩大初步设计和施工设计，亲自建立了核动力装置静态和动态主参数简易快速计算法，解决了核燃料元件结构型式和控制棒组合型式等重大技术关键。“每天晚上，彭士禄办公室的灯总是最后一个熄灭。”热功专家黄士鉴回忆。
“核潜艇项目的初期研究要演算大量数据，彭士禄的计算结果总是最精确。”黄士鉴说，等到自己当了核动力院的总工程师，已经退休的彭士禄还不忘叮嘱他，“不管你现在的位置有多高，重要的数据一定要亲自算一遍，这样你心里才能踏实！”
1970年8月30日，核潜艇陆上模式堆顺利达到满功率，发出了中国第一度核电，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自主核动力技术的国家。而彭士禄却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彼时他已经连续五天五夜没有合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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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研究人员学术背景不同，大家经常对某个技术上的问题意见不一致，甚至经常发生激烈的争论。出现这种情况，彭士禄就对他们说:“不要吵，做实验，用实验结果说话。根据实验结果，我来签字，我负责！”为此，彭士禄也被人称为“彭大胆”“彭拍板”。
不过，他的“大胆”，并非有勇无谋，“拍板”也并非胸中无数。因为他手里有“几张牌”：一、七分牌。凡是有七分把握的，就能当场拍板；当场不能拍板的，回去后立即研究，很快拍板，决不拖拖拉拉。二、数据牌。对核潜艇、核电站的每个系统、每个部件都了如指掌，重要数据都亲自计算一遍，做到心中有数。三、简单牌。凡事越简单越好，做事要做减法，把复杂的工程问题和经济问题做最简单的求解。四、团队牌。依靠团队的力量、集体的智慧来解决问题、完成任务。
比如，针对反应堆的工作压力，彭士禄断定，苏联列宁号核动力破冰船的报道资料200个大气压的数据是错误的，不能作为参照。对此，很多人提出疑问。然而，最终的试验，证实了彭士禄的推算是正确的。“如果采用200个大气压，估计陆上模式堆现在也搞不出来。”著名核动力专家周永茂曾回忆。
1970年7月，核潜艇反应堆试验进入最后阶段，要冲刺满功率。然而，每提高一档功率，出现的险情也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彭士禄力排众议，继续提升功率。8月30日，他决定实现主机“满功率”。
这一天，实验现场围满了人，负责数据运算的黄士鉴并不知道彭士禄满功率的计划，下午六点多钟，黄士鉴发现，竟然满功率了！他以为自己算错了，继续算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他才确定。当时，大厅内外欢声一片，中国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终于成功了。而此时，彭士禄一屁股倒在椅子上沉沉地睡了过去。
奇迹还在延续：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1974年8月1日，名为“长征一号”的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至此，中国正式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一个个奇迹如愿而至，可彭士禄却险些付出生命的代价。在核潜艇制造厂进行最后一次调试时，彭士禄胃部剧痛，汗湿全身，医生诊断为急性胃穿孔，海军派直升机接来海军总医院的外科主任现场开刀，在手术刀切开他的胃的那一刻，主刀医生差点哭了出来：胃上竟然有一个已经穿孔而自愈的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