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无功而先举，或有功而后赏。何以明之?昔晋文公将与楚战城濮，问于咎犯曰：“为之奈何?”咎犯曰：“仁义之事，君子不厌忠信，战陈之事，不厌诈伪。君其诈之而已矣。一辞咎犯，问雍季，雍季对曰：“焚林而猎，愈多得兽，后必无兽；以诈伪遇人，虽愈利，后无复。君其正之而已矣。”于是不听雍季之计，而用咎犯之谋，与楚人战，大破之。还归赏有功者，先雍季而后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战，咎犯之谋也。君行赏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时之权也。雍季之言，万世之利也。吾岂可以先一时之权，而后万世之利也哉！”
智伯率韩、魏二国伐赵，囤晋阳，决晋水而灌之。城下缘木而处，悬釜而炊。襄子谓张孟谈曰：“城中力已尽，粮食匮乏，大夫病，为之奈何?”张孟谈曰：“亡不能存危不能安无为贵智士臣请试潜行见韩魏之君而约之”乃见韩、魏之君，说之曰：“臣闻之，唇亡而齿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赵，赵将亡矣。赵亡，则君为之次矣。及今而不图之，祸将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为人也，粗中而少亲。我谋而泄，事必败。为之奈何?”张孟谈回：“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图之!”二君乃与张孟谈阴谋与之期。张孟谈乃报襄子。至其日之夜，赵氏杀其守堤之吏，决水灌智伯。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伯军，杀其身而三分其国。襄子乃赏有功者，而高赫为赏首。群臣请曰：“晋阳之存，张孟谈之功也。而赫为赏首，何也?”襄子曰：“晋阳之围也，寡人国家危，社稷殆，群臣无不有骄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礼，吾是以先之。”
由此观之，义者，人之大本也。虽有战胜存亡之功，不如行义之隆。故君子曰：“关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
(节选自《淮南子人间训》)
9．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仁义之事，君子不厌忠信厌：讨厌
B．辞咎犯，问雍季辞：拒绝
C．以诈伪遇人，虽愈利，后无复遇：对待
D．智伯之为人也，粗中而少亲亲：恩情
10．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
A．或无功而先举唇亡而齿寒
B．君其正之而已矣其孰能讥之乎
C．晋阳之存，张盂谈之功也苟以天下之大
D．吾是以先之不赂者以赂者丧
11．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A．亡不能存危／不能安／无为贵智士／臣请试／潜行见韩魏之君而约之
B．亡不能存／危不能安／无为贵智士／臣请试潜行／见韩魏之君而约之
C．亡不能存危／不能安无为／贵智士／臣请试潜行／见韩魏之君而约之
D．亡不能存／危不能安无为／贵智士／臣请试／潜行见韩魏之君而约之
12．下列对原文的概括和分析，不准确的一项是
A．本文列举晋文公与楚军在城濮交战和智伯帅韩魏攻赵两个事例，证明了文段开头所说的“或无功而先举，或有功而后赏”的观点。
B．在晋阳城里人力耗尽、粮食缺乏的危难时刻，张孟谈挺身而出，找赵襄子商量请求涉水出城去魏、韩二家君王，商讨共同对付智伯。
C．趁着智伯军队混乱之机，韩军和魏军从两翼攻打过来，赵襄子又率领军队从正面出击，杀死智伯，又将晋国分成了韩、魏、赵三国。
D．等到胜利归来，赵襄子首赏高赫，是因为在国家危难之时，众多大臣对他流露出轻侮骄傲的神情，唯有高赫不失君臣礼节。
13.把文中画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分)
(1)吾岂可以先一时之权，而后万世之利也哉!(4分)
(2)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图之!(3分)
(3)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3分)
参考答案
9．B（辞：辞别）
10．D（介词，因为。A.连词，表转折，“却”/连词，表顺承，“就”；B.语气副词，商量语气，“还是”/语气副词，反问语气，“难道”；C．助词，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独立性/结构助词，定语后置的标志）
11．B
12．B（是赵襄子找张孟谈商量，说张孟谈“挺身而出”属于无中生有。）
13.（1）我怎么能只看重权宜之计，却轻视千秋万代的长远利益呢？（“先”“权”“而”“后”各1分）
（2）再说，处境一样、情况相同、利益一致的人应该互相成全，生死与共。请两位君王仔细考虑吧！（“且”“同情”“图”各1分）
（3）所以君子说：“美好的言辞可以博得（换来）尊重，美好的德行可以超越众人。”（“市”“加”各1分，句意1分）
参考译文
有时候没有功劳却先得到荐举，有时候有功劳却后得到赏赐。怎么说明这点呢？以前晋文公要在城濮和楚军交战，文公向咎犯征询意见，问咎犯：“”这仗该怎样打？”咎犯说：“如果是做仁义的事，君子就不该讨厌忠诚守信用；如果是和敌军开战，那最好是兵不厌诈。（现在既然是和楚军交战）君王你就只管使用欺诈就行了。”晋文公辞别咎犯后，又去请教雍季，雍季回答说：“放火来焚烧山林，尽管暂时能打获到很多野兽，但是最终会到无兽可猎的地步；用欺诈手段对付人，虽然一时能获得很多利益，但到最后一定会无利可图。所以君王还是正大光明行事为好。”晋文公没有听从雍季的话，而是采纳了咎犯的计策，和楚军开战时（用计）大败楚军。回国以后，嘉奖有功人员，首先是奖赏雍季，然后才奖赏咎犯。（这时晋文公）身边的人就说了：“我们之所以能在城濮之战中获胜，靠的.是咎犯的计策。君王论功行赏将雍季放在最前面，这是为什么？”文公回答说：“咎犯的诈术，只是权宜之计，（适用于一时战争需要）；而雍季的忠信观点，则是符合长远的利益，我怎么能只看重权宜之计，却轻视千秋万代的长远利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