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个问题：生养分离——惩罚等在未来
这个问题，我想从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起。
我的一个侄儿，他是82年出生的，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工作、成家。孩子现在刚过了一周岁生日，马上要被奶奶带回山西老家去。原因是他们的房子很小，几个人长期挤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心理压力都比较大；另外，小孩子的爷爷一个人在老家，生活上长期没人照顾，也是个问题。作为80后的小俩口，已认识到把孩子全托给老人，长时间见不到孩子是件不可取的事，但囿于现实，又不得不妥协一下。一家人最后商定的方案是，奶奶把孩子带回老家，每隔一个月来北京住一个月，这样交替着两头跑，虽然奶奶辛苦些，但可保证孩子有一半的时间能天天见到父母亲。总的来看，这应该说是个比较“两全齐美”的办法。
这个例子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我近几年在生活和工作中接触了很多家长，总的来说，我觉得目前家长们面临的困惑或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几个方面，如何解决和孩子的分离问题，应该是他们遇到的第一个困惑。
在这一点上，应该说80后比70后的感受更强烈。我想，这个变化是个好现象。更年轻的父母们越来越意识到和孩子相处的重要性，不再简单地把“生”与“养”分开来。这一点，我认为80后整体来说比70后上了一个台阶。这可能缘于家长们学习的意识越来越强，从做家长的素质及水平上来说，是一代更比一代强。
前几天看媒体报道关于各地“用工荒”的问题，往年是农民工进城找不到工作，现在是城市企业招不到工人。媒体分析了几条原因，其中一条是，80后一代陆续成为了父母，他们看到了农村留守儿童大面积出现的问题，不愿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留守儿童。他们已比较清楚地意识到，现在外出多赚一点钱，但因此失去了陪伴孩子的机会，耽误了孩子的教育，是件不合算的事。
70后这一代父母，他们很多人已开始品尝由自己制造的“农村留守儿童”、“城市寄养儿童”所带来的“恶果”。有他们作为前车之鉴，更年轻一代父母们已有意识地避免和孩子分离。但现在整个社会生活还是快节奏的，竞争式的，80后所面临的社会竞争压力一点不比70后少，所以他们作为家长，在分离问题上内心有更多的冲突，如何能充分地陪伴孩子，又能兼顾自己的工作，成为他们面临的一个两难问题。
美国一位心理学家曾用猕猴做过一个著名的心理实验。他把一些幼小的猕猴和母亲隔离开来，在小猴子的笼子里安装了两个“假妈妈”。其中一个妈妈用硬梆梆的钢丝做成，但胸口上有奶瓶，另一个妈妈用绵软的绒布包裹，但没有奶水。按照人们“有奶就是娘”的常理推断，小猴子应该和有奶的“妈妈”更亲近。事实则不然，小猴子只是在饿了的时候才靠近钢丝做的妈妈，一吃完奶，就回到了绒布妈妈这里。这个细节，可以让我们看到婴幼儿内心本能的向往和恐惧，他们对温暖的依恋和需求甚至超越了食物。这个实验到这里还没有完结，到这些猕猴成年后，基本上都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心理障碍。实验人员把它们和另外一些吃母乳、在母亲怀抱正常长大的猕猴放一起后，这些从小没得到正常母爱的猕猴不能正常融入集体生活中，大多数性情冷漠。实验人员通过人工办法让这些有心理创伤的母猴怀孕，待小猕猴出生后，这些母猴对小猴冷漠而无情，残忍地虐待小猕猴，有的甚至咬死了自己的孩子。猕猴和人的基因有94%是相似的，它们身上反映的正是人类最初始的情感状态。这个实验说明，温暖的怀抱、慈爱的眼神、温柔的话语、肌肤相亲，是一个有智力的生命能正常成长的不可或缺的东西。
大自然设计人类是有其深意的，让我们想一下，为什么男人的生育能力可以维持到六、七十岁，甚至八十岁，而女人的生殖能力只能到50岁左右？这样的设计，就是要保证一个孩子出生后，他的妈妈有足够的余生来抚养他长大成人。一个孩子失去父亲是失去了世界的完整，而要失去母亲，则是失去了整个世界。我们中国民间有句俗语，“宁死当官的爹，不死讨饭的娘”，这是无数人总结出的一种无奈但合理的选择。我们来现实中考证一下就可以证实这一点，很多因各种原因缺失母爱的孩子，他们长大后，多半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心理问题。父亲抚养都不能取代母亲，何况爷爷奶奶！
通过前面这些话想说明的是，在抚养下一代问题上，我们要努力清除技术化的思维方式，要回归自然。我们常说要“科学育儿”，回归自然，才是遵循了最大的科学法则。
现在还有一种情况是，有的家长因为条件或观念的原因，早早地送孩子进“全托”幼儿园，一周才见孩子一面；而在很多农村地区近年来又搞“并校”活动，合并幼儿园、合并小学、合并中学，这使得很多年幼的孩子不得不早早过上寄宿制生活。这些情况都会导致一些后续教育问题。我不得不说，这些“合并”行为是反教育科学的，是不尊重个体儿童的，它仅仅是出于行政管理的判断，而不是出于教育的考虑，更不是出于对儿童的尊重意识。早早地让一个孩子离开家庭，把他抛入集体生活中，会导致儿童早期的情感发育的损伤。再好的炉膛也不能把一个制作粗糙的碗烧成一个精美的盘子，再好的学校教育也难以弥补早期精神发育所缺失的东西。
把和孩子相处当作“早教”的一部分，已成为年轻一代父母们普遍认可的一种教育意识。所以在养育孩子和自己的事业形成冲突时，不少家长做出了痛苦而理性的选择。比如，有的妈妈为了陪伴幼小的孩子成长，放弃了攻读博士学位或出国工作的机会；有的妈妈为了延长哺乳期，宁可放弃高收入的职位或工作。这是家庭教育出现的一种新的价值取向。
这是个积极的信息，有了这样积极的意识不等于有了条件，现在确实还有好多年轻家长为没有条件和孩子相处而苦恼。妈妈不能和孩子充分相处。比如职场中的女性往往承担了并不亚于男性的工作，母亲这个角色又要求她和孩子有更多的相处机会。这是年轻家长面对的第一个困境，是应该引关注的社会问题。
二、第二个问题：竞争焦虑——已成为普遍的思维方式
家长们现在面临的第二个困境，或说主要问题，是竞争焦虑。
现在年轻的父母们普遍有一种焦虑感。这些焦虑大家可以说都大同小异。比如，从大的方面来说，我能否为孩子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良好的教育？我是否有能力培养出一个具有社会竞争力的孩子？这样，就会牵扯出很多具体的困惑，别人上胎教班，我上不上？别人的孩子四个月就上早教班了，我要带孩子去吗？早期教育该如何做，我这样做对吗？如何选择到一所好的幼儿园，如何择到一所名小学，如何上一所不错的中学，如何帮助孩子取得高考的胜利，如何让孩子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70后、80后两代人都是从竞争中成长，并仍在竞争中生存。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绝大多数人目前没有获得经济上的安全感，同时他们又怀有较强烈的成功动机。所以竞争意识已强化为他们的天性，这种“天性”必会迁移到他对孩子的教育中。“领着孩子去打拼”成为他们抚养下一代的一种下意识心态。可是，毕竟绝大多数人受制于种种条件，在竞争中常感力不从心，这种力不从心的感觉会在人内心引起焦虑。
应该说，这是个社会问题。这种竞争意识从50后、60后家长那里萌芽，到70后父母们那里大面积爆发，目前尚未看到下降的趋势。80后家长们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将会面临这些压力，而这些压力仅靠自己协调解决是不可能的。
社会心理学研究认为，竞争是挫折的重要来源之一。因为任何竞争中，获胜者永远是少数人，目标受阻的失败者遭遇的是痛苦和挫折。而痛苦和挫折常常引起敌意。哲学家尼采也说过：“竞争产生对自己的不满意。任何对自己不满意的人，随时准备好了进行报复。”
家长内心的竞争意识，学校实施的竞争环境，社会倡导的竞争文化都像山洪一样呼啸而来，把家长和孩子一起卷进去，很有少人能及时撤出，站岸上从容观看。
人生并非完全不需要竞争，我们不否认竞争给人们带来的成就感，能推动社会进步。但从教育的角度来讲，竞争一定要守住两个度，一个是心理程度，一个是年龄向度。前者说的是“适度”的竞争是好的，不要“失度”；后者说的是并非任何年龄的人都适宜参加竞争，老人和孩子的生活中就不该有竞争。因为他们是弱势人群，体内能量本身就很少，竞争消耗能量，于老人来说会加速枯萎，于孩子来说会影响其正常成长。老人竞争的问题现在不是问题；而儿童竞争的问题则十分突出。家长们把自身的竞争心理和压力投射到孩子身上，孩子们从幼儿园开始就进入了赛场。要上文化课，开始有作业，要比谁听话，比谁表现好。上了小学、中学，以考试为主的、名目繁多的评比几乎控制了学校生活——反儿童心理、反教育的事发生得实在太多了！
人们错误地以为所有的竞争都可以促进儿童的进步，事实是绝大多数竞争对绝大多数孩子造成损害。获利的只是少数人。当竞争焦虑成为普遍的思维方式时，带给成人的只是焦虑及相伴的损害，带给孩子的则是一生的无力感、自卑感和心理失衡，对孩子的损害根本而彻底。
三、第三个问题：“家长强权”——最隐蔽但最锋利的刀子
最想说的是第三种困惑。它经常被人忽略或误读，所以一直不曾引起大家的注意。但从我这些年的研究来看，这恰恰是最紧迫、影响最深的一个问题，这就是“家长强权”问题。
在这一点上，我感觉必须把70、80后这两代人分开来谈。区别是，70后自己扮演了强权家长，80则因为独生子女的身份及孩子尚小等原因，即使现在长大成人做了父母，仍是“被强权”的对象。
70后出生在文革结束前后，他们的青少年时期，正是中国社会急速转型时期，市场意识扑面而来，迅速成为一代人的思维方式；同时，他们的文化程度又前所未有地高于前辈。他们自信自己有能力教育好自己的孩子，可是有关教育中的科学与民主意识还尚未得到普及。所以这一代人很多会以商业社会的思维特点来要求自己的孩子，表现出对孩子要求比较严格，或是以技术思维方式来对待孩子。比如把孩子送到寄宿制学校，要求孩子取得优异的考试成绩，各方面严格要求孩子，对孩子进行军事化“听话”训练，家长的意见总是对的……总之，在生活中表现得很强势。家长强势的典型表现就是对儿童自由意志的剥夺，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孩子懦弱、逆反、没有上进心等等。
这些年来，人们一谈到现在孩子们普遍存在的问题时，都说孩子是被“溺爱”坏了。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归纳。这种错误的归纳长时间以来深入人心，使家长们迟迟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甚至更错上加错地往前走。比如有人认为是因为自己对孩子爱得太多了，为了不溺爱，就更严厉地要求孩子，甚至打骂孩子。当然，这样做的后果是可以想象出来的，那就是孩子更不如意。其实，只要是正常的爱，给孩子再多的爱也不会把孩子爱坏了，因为没有爱就没有健康成长。如果说有些“爱”会让孩子变坏，那肯定不是“爱”，只不过是披着爱的外衣的“过度管制”。比如小到吃饭，大到上什么课外班或选择什么专业，家长都要孩子按自己的想法来；“听话”仍是我们在教育儿童中的核心审美心理。人们说“四二一”家庭格局有问题，不错，是有问题，但这里的问题绝不是孩子被爱得太多，而是自由太少。六个大人管一个孩子，一人说一句，再加上一个说一不二的强势家长，孩子身上得捆绑多少绳索啊。一个被太多绳索捆绑的孩子，怎么可能是一个幸福的、健康的、有出息的孩子呢？
“自由”这两个字，在我们的教育中还没成为共识，公众对它还有太多的误解。每当我在不同的场合谈到给儿童自由的问题时，总会遭遇质疑，而质疑者总会把自由理解为“放任自流”或“无法无天”，它显示我们对自由的理解尚处于一个多么幼稚的阶段。自由和尊重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当全社会都在谈“尊重孩子”，却在“自由”的观念上出现盲区，尊重其实就变成一句空话。所以，我想，年轻的父母们，应该来一次自我思想启蒙运动，重新估价自由在教育中的价值。理解了作为人的自由意志在教育中何等有价值，在家长内心自会掀起一场“去强权运动”，这不仅是家长的进步，也是整个社会教育文化的进步。
而80后的父母，基于前面提到的时代的差异，并且他们的学习意识更强些；而且由于他们的孩子尚年幼，强权的问题还没来有在这一代家长身上凸显出来。但他们却必须面对自己父母的强势。因为这一代人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他们的父母绝大多数是有文化的50后，而且到他们自己的孩子在近年出生后，父母都还年富力强。这些年富力强的“老人们”，自己年轻时只抚养了一个孩子，既积攒了一些带孩子的经验，又没过足带孩子的瘾，身体又健康，所以，在孙辈出生后，几乎是毫不犹豫地一手包办，爷爷奶奶成了养育孩子的主角，80后父母成了配角，孩子除了吃奶找妈妈，其余事情上，爷爷奶奶都包了。除了白天上班时间，甚至晚上孩子睡觉也是跟着爷爷奶奶。他们在教育理念上固守过去的老习惯，甚至做得过分，又不肯去学习新的理念知识，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这样，在带孩子过程，两代人就会不断发生冲突。很多年轻人陷于两难境地，既需要父母帮忙带孩子，又无法阻止父母对孩子破坏性的教育。这是很多80后家长们遇到的一个典型问题。
当然，我这里谈的70、80后的这些区别只是相对的，并不绝对。文化范畴中的很多概念，其外延往往是模糊的或纠缠混杂的，我们只能就其呈现的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方面来谈。
四、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及直接诱因是什么？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首先想说的是，现在家长教育子女方面确实有一些问题，但我们不要以一种负面的心态来看待这些问题。平时经常能看到一些言论，在分析一些问题，尤其是教育的问题时，除了一惊一乍，还总是在分析之前就暗暗有一个前提假设，认为是我们目前的社会不正常，以否定自己当下存在的社会的口气来说观点，甚至给人一种长此以往，“国将不国”的感觉。
哪个时代哪个国家没有自己的问题呢？有问题是正常的，没有问题才奇怪呢。
我觉得目前家长们面临的教育子女的困惑，其成因是多种多样的。分析起来，主要是这几种：
一是社会转型时期的生活结构变化。主要是市场经济带来的思维方式的改变。家长们很多的改变是被动的，过去没有可以值得借鉴的经验，自我认识是个缓慢的过程，远水解不了近渴，而未来暂时还看不到。而这时，如果个人的学习没有跟上的话，就会感觉处于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两头茫然的境地。这应该是绝大多数家长感觉焦虑的根源。
二是西方价值观侵入。最典型的比如竞争意识。我是反对在早期教育中谈竞争的。如果孤立地谈“竞争”，我想它是个中性词，有好有坏。但如果放到教育中，尤其是少年儿童教育中，从一个孩子的长远发展来考虑，它的破坏性大于建设性。因为竞争是商业社会的产物，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它本质上是反天性反教育的。而我们现在却把“竞争”当作褒意词来崇拜，把它早早引入孩子的生活中，不但中小学校中有名目繁多的各类比赛竞争，幼儿园也有。这给孩子们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对下一代成长没什么好处。孩子身上的这种压力全部反弹给家长，让家长们负担沉重。
三是独生子女问题。试想，如果没有独生子女政策，家家都有几个孩子，那么父母强权带来的困惑肯定会少得多，起码没那么多精力啊。
四是国民素养的原因。我们现在一遇到问题，就急于来拷问制度。世上有完美的政策和制度吗，没有。好制度到了坏人手里，会变成坏制度；而不完善的制度如果由完善的人来执行，他会自动修正制度的不足和缺陷。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说过这样一句话，“一切统治设施，不过是智慧与美德不足时的一个不完美的补救办法。所以凡能够归功于政绩的东西，其背后必定有更高层次的人的智慧与美德。”
我认为，错误的语文教育、在基础教育管理方面浅陋的做法，都是降低国民素质的罪魁祸首。提高国民素质本来不是那么玄而又玄的问题，可现在很多舆论却引导大家往太虚幻境中找原因找答案，动不动就“时代”、“政策”、“制度”的。比如教育公平问题。这个问题吵吵了这么多年，而不公平的现象却愈演愈烈。我认为，“教育不公平”是个欲盖弥彰的假靶子，背后真正的推手是人性的贪婪和市场的不择手段，它反映的正是人的素质问题。如果教育不公平真的是基于某个或某些制度形成，那么制度不是人建立的吗，是谁或哪几个人建立的，为什么不把背后这些坏蛋揪出来，为什么不去修正，这很难吗？
探寻一些教育问题时，不能仅仅停留在教育的框框里，教育和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的触角会伸入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角落落，解决一个问题时常常会拔出萝卜带起泥。这些问题，有的是可以通过变革来谋求解决的，有的只能交给时间，交给未来。
五、中国传统教育思想非常先进，我们辜负了它
我不止一次地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如何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更好地接纳先进的西方教育思想——这个问题本身已有一个前提假设，即现在家长们的一些困惑，是陈旧的传统观念所致，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走出传统的泥淖，没有把西方先进的观念学到手，所以需要来“中国传统观念”上拷问一番——这似乎和现在社会上的一些思维倾向是一致的，比如一谈到学校教育的问题就要把板子打到高考上。
而我针对这一问题想首先亮明的观点是，中国传统教育观念其实非常先进，正是这种先进，使我们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中断的文明。刀剑炮火曾使地球上一些高度发达的文明几乎完全消失，一些灿烂的文化基本覆灭；而中华文化，历经劫难，不但流芳千古，而且具有海纳百川的吸收和同化能力。这力量来自哪里，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的功劳。
拿我们公认的比较先进的现代西方教育思想来对比中国传统教育，我们可发现，西方教育者在一、两百年前说的话，我们的祖先在两三千年前就说过了。“早教”的概念似乎是近年从西方引进的，而我们的祖先早就强调“教妇初来，教儿婴孩”；现代西方教育思想特别强调给儿童自由的成长空间，家长不要对孩子干涉太多，我们的前辈对此观念已概括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我们现在学校大张旗鼓地引进西方的个性化教育，而两千多年前就出世的“因材施教”四个字，说的不正是这个观点吗。还比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和苏霍姆林斯基、杜威等教育家崇尚阅读、强调在做事中学习的观点又是多么吻合。
传统教育观念，我们可以如数家珍地列出很多。从春秋时代的孔子，到现代教育家陶行知，再到当代一些教育学者，他们的理论诉求惊人地一致，而且与西方先进教育理念并无牴牾，只不过是呈现方式不一样。只是，现代人错误地解读了它们。比如，孔子说人们“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所有的西方教育理论也都是建立在人的共同性这一部分上的，它研究的永远是人身上体现出来的有规律可循的那部分。可是我们却把这个概念错误地解读为“孩子和孩子不一样，天下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育办法”——我在不止一个场合听到一些人公然宣称这样一种观点。说实在的，只要简单推敲一下就可以发现，这种说法是多么令人匪夷所思，如果教育真的没有任何规律，世界上有多少人就需要多少种教育方法，那么教育研究甚至教育本身还需要存在吗？我认为教育经常可以和医学类比，一个医生一生会遇到无数个病人，这些病人各不相同，但我们能因此就说人和人不一样，没有可以共同遵循的治疗原理吗？去痛片给黑人、白人、黄种人吃上都可止痛，毒药给哪种肤色的人吃了都会要命。人和人首先是一样的，张三头痛需要开去头痛的药，李四胃痛就开止胃痛的药，只有笨蛋才会把张三治头痛有效的去痛片用于李四的治胃痛上，可这种区别是张三和李四作为人的差别吗，背后的医药原理难道不一样吗——所有的教育也是这个道理。
还比如“师道尊严”四个字，它几乎被误读了一百年。其实它的本意是，教师应坚守师道，这样才能有尊严。一个有尊严的教师才有资格成为学生的心灵导师，才能得到学生的`爱戴，才能把尊严教给学生。而师道又是什么，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的能力，还是“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心胸。这是多么宽大而纯美的为师境界，可后人却把这四个字误读为师生间的不平等关系，理解为对老师权威的绝对服从。这是典型的歪嘴和尚念错经，然后以讹传讹。
传统还告诉我们，“子不教父子过”，可现在，孩子一有什么错，很多家长立即想到的是如何改造孩子，而不肯反思自己；传统中“恭宽信敏惠”的五字处世原则，已被竞争至上、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取代；传统中“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道出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教育的漫长过程，可现在报纸上每天“三天学会写作文”“补习半个月提高200分”的宣传比比皆是，越是速成的越是受欢迎。
所以“中国传统观念”没有对不起我们，是我们辜负了中国传统观念。如果说我们现在确有很多困惑，不是传统观念困扼了我们，恰是我们抛弃了优秀的传统观念后迷失了方向。我们应该重新厘清所谓“传统观念”的内涵，擦去它身上多年来因误解和丢弃而蒙上的厚厚的灰尘，还原它本来灿烂雅致的面目。
六、接下来不是更加西方化，而是去西方化，回归优秀传统
前一阵子，美国华裔母亲蔡美儿的严厉教子方式被热炒，她是以“中国妈妈”代表形象被媒体推出来的。先不说她是不是真能代表中国妈妈，首先说明的是，在国外，“中国妈妈”并不是个好形象，这个称谓是带有很大的贬意的，和急功近利、好攀比、虚荣、严厉等评价挂着钩。
我不了解蔡美儿真正的教育方法是怎样的，如果她对两个女儿的教育确实像媒体上所说的那样，那么我要说，她没有资格代表“中国妈妈”，中国妈妈的整体素质或形象不是这样的，这一点从大家在媒体报道后发表的评论中可以看到绝大多数中国家长的观点。其实，就在《华尔街日报》发表关于蔡美儿报道的同一天，该报还发表了另一篇文章，《中国人的教子观念发生转变》，提到我的书及其代表的中国人的教子新观念。事实上，我说过，我写《好妈妈胜过好老师》没有创新什么观念，我只是还原了一些正确的教育理念。而这些教育理念，它既不是中式的，也不是西方式的。我认为，中西教育没有本质差异，并不存在东方教育和西方教育的差别，只存在好教育与坏教育的差别。
如果说蔡美儿的教育有代表性，正是代表了我前面说过的三大问题之一的“家长强权”问题，而任何强权教育对儿童都是损伤。她的家教方法和她耶鲁教授的社会职位毫无关系，只是一些民间粗俗的方法，没有任何价值。它反映的不是中国传统观念，恰是充满竞争意识的“前西方教育时代”观念。我对这一场事件最善意的推测是，它是一场商业炒作活动，不是一个教育事件。很快会过去，会销声匿迹的。
虽然这个事件本身没什么意思，但事件引出的话语方式却值得我们思考。多少年来，为什么我们一说到“西方的”就意味着先进和文明，一说到“中国的”就意味着落后和保守？现在，我国的科技发展已让国人有了足够的自信，可是文化自贱心理却还是那么重。
很多人看历史，只看近二三百年，用这二三百年的情况来评价整个中华文化。一个书生在大街上被一个武夫抢劫并暴打一顿，没错，那一瞬间，书生确实表现得很狼狈，书生是应该想办法以后学好武功，不要再被人欺负。但有必要全面否定自己多年来的寒窗苦读吗，有必要觉得处处不如武夫，以至于想把所有的书都烧掉，连头脑中的学识也铲除吗？说实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西方思想方面确有贡献，但对科技文明的崇拜迁移到对文化的崇拜，对别人文化的崇拜又转成对自己的文化蔑视，导致我们一百年来过度否定传统文化，这方面走得太远，做得太过了，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打击和影响持续到今天。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儒家哲学从汉代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奠定了民族延续发展的文化基础；西方除了耶稣，有哪一位现实中的哲人产生的影响可以和孔子相提并论？一百多年前的工业革命给西方带来技术的发展，也带来环境破坏、竞争加剧等隐患时，当时一些学者就指出，中国文化是未来振救世界的良药。很高兴现在国学热正在悄然兴趣，很多人已意识到我们对传统丢弃得太久了。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工作不是更加西方化，而是去西方化，回归优秀传统，重振自信。
七、对中国家庭教育的简单回顾与展望
中国传统是非常讲究家庭教育的，以至于教育一直是件非常个人化的事情。比如科举考试沿袭了一千三百多年，却从未产生“科举考试培训班”之类的政府行为。从民国开办现代学校后，家庭教育的功能大大退化，人们开始把教育的功能寄托给学校。新中国建立后，像所有的现代国家一样，由政府全面兴办学校并控制学校教育，学校一方面是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专属地，另一方面是保障人民思想统一的最重要的教育场所，它的重要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它的地位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教师成了太阳下最光辉的职业。同时，家庭教育更加边缘化，它的功能几近被人淡忘。
文革结束后，尤其是恢复高考以来，大学生成为“天之骄子”。人们慢慢在高考这场激烈的智力与心理竞争中体悟到，教育不仅仅是学校的事情，学生的差异常发源于他的家庭。特别是90年代出现的《哈佛女孩刘亦婷》，明确地让人看到家庭教育的巨大力量，它同时也把国民的精英教育思想推向一个高潮。从这里开始，有关家庭教育的图书不断出现，但多是一些商业产品，以书中主人公上哈佛或耶鲁的为卖点。由于这些书很少能抓住教育的实质来谈教育，所以带给家长们的主要是羡慕，而不是教育理念的进步。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70后一代人纷纷成为家长，以及社会竞争的加剧，人们更加急迫地寻找着家庭教育的有效之道。所以那几年开始，家教类图书大量出现。一批“教育专家”也随之出现。应该说，这些图书和专家的出现是有其积极意义的，比如卢勤的“告诉孩子你真棒”，让一直流传于民间的“棍棒教育”思想有所收敛，人们开始意识到应该以赏识的心态对待孩子。但这个时期的问题是，人们太多地把注意力放在批判和指责上，较少进行建设性的观点陈述。所以家长们的困惑仍不能够得到解决。更有人对当下教育发一通危言耸听的言论后，乱归因乱出主意。不科学的观点不可能是美的，粗制滥造的东西不可能让人产生兴趣，人们渐渐对家教书心生厌恶之感，家教图书的口碑每况愈下。
我的《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在2008年投稿时，找了将近十家出版社，几乎是哪家一听说是家教书，马上就说，这种书现在没人看，我们不出这类书。人们一度不再喜欢家教书，并不是不需要。其实需求还是很强烈的。所以我的书上市后才能在宣传很少的情况下，主要靠读者的互相推荐而创造出一个销售奇迹。我的这个书名表达的其实就是一种理念，刚出来时，很多人觉得这个名起得够大胆，而它也确实刺激了一部分人。虽然这本书得到了许多好评，但因为书名也遭到到不少批评。一位曾经在教育部身居要职的人就特意撰文，说好妈妈胜不过好老师。我相信他之所以持这样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调，一定是因为他没看我的书，如果看了书还这样说，那就更奇怪了。
任何一种新思想的出现，无不在开始阶段备受非议，但真相本身就是力量，时间会让它站稳脚跟。况且“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并不是太新的思想，它只是旧话重提，或者是把人们长期忽略的一个现象加以重视和放大。我动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以及作为家长的经验，把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进行了新的估价，对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中应把握的最基本原理进行了最通俗易懂的陈述，让人们看到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不可分割性，看到教育之美，获得了教育的自信。正是基于这些，它才会得到公众的认可。
就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在一个人发展中的影响权重，我相信它们会越来越趋于平衡的。学校教育凌驾于家庭教育之上的情况将会慢慢淡化。随着科技的发展、男女分工的模糊化，女性对社会生活参与的增多，以及个性化教育的发展，学校教育的局限性会越来越凸显，家庭教育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家庭教育即使不能形成像现代学校这样有组织的、系列化的教育实体，也会在文化层面的地位得到确认和巩固。
八、教育者的素质，是保证教育运行良好的根本
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到我前面表述过的一个观点上，即所有好的教育都是一样的，中西方教育理念其实是一回事。陶行知先生是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的学生，他从国外留学回来，到乡村当小学教师，后来又开办师范学校。他一方面倡导杜威的“做中学”，另一方面坚持中国传统经典文化的学习，反对现代语文课本及脱离实际的纯课堂学习。我相信陶先生自己也说不清他是个中国思想的学者还是西方思想的学者。
说到底，教育要回归或寻找的不是“东方思想”或“西方思想”，而是教育科学本身。尤其在全球化的当下，地球已变成地球村，不要再在“中式”还是“西式”问题上纠缠；而是要区别出什么是正确教育，什么是错误教育。既要对传统文化有所坚持，又要博采众长，学习他人先进的东西。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虽然要关注人家的体制、制度等这些外在的东西；更要明白我们自己努力的方向，那就是提高“教育者”的素质，这是最根本的解决之道。这里的“教育者”指两类人，一是在学校工作的教育工作者，二是所有的家长。只有教育者的素质提高了，被教育者才能获得良好的教育，这是任何硬件设备、任何政策制度都无法取代的。可以说，教育者的素质，是保证教育运行良好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