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看来，“义”才是做人的根本。即使有战胜敌人、挽救国家的大功劳，也比不上施行忠义高贵。所以君子说：“美好的言辞可以博得(换来)尊重，美好的德行可以超越众人。”下面是小编分享给大家的淮南子人间训文言文翻译，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淮南子人间训
清净恬愉，人之性也;仪表规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养不勃;知事之制，其举错不惑。发一端，散无竟，周八极，总一筦谓之心。见本而知末，观指而睹归，执一而应万，握要而治详，谓之术。居智所为，行智所之，事智所秉，动智所由，谓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挚，错之后而不轩，内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是故使人高贤称誉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诽谤己者，心之罪也。夫言出于口者不可止于人，行发于迩者，不可禁于远。事者，难成而易败也;名者，难立而易废也。千里之堤，以蝼蚁之穴漏;百寻之屋，以突隙之烟焚。《尧戒》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蹪于山而蹪于蛭。”是故人皆轻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后忧之，是犹病者已倦而索良医也，虽有扁鹊、俞附之巧，犹不能生也。夫祸之来也，人自生之;福之来也，人自成之。祸与福同门，利与害为邻，非神圣人，莫之能分。凡人之举事，莫不先以其知，规虑揣度，而后敢以定谋。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异也。晓自然以为智，知存亡之枢机，祸福 之门户，举而用之，陷溺于难者，不可胜计也。使知所为是者，事必可行，则天下无不达之涂矣。是故知虑者，祸福之门户也;动静者，利害之枢机也。百事之变化，国家之治乱，待而后成。是故不溺于难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
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宠，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无大功而受厚禄，三危也。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庄王既胜晋于河、雍之间，归而封孙叔敖，辞而不受。病疽将死，谓其子曰：“吾则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让肥饶之地，而受沙石之间有寝丘者，其地确石而名丑，荆人鬼，越人横，人莫之利也。”孙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饶之地，其子辞而不受，请有寝之丘。楚国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禄，惟孙叔敖独存。此所谓损之而益也。何谓益之而损?昔晋历公南伐楚，东伐齐，西伐秦，北伐燕，兵横行天下而无所绻，威服四方而无所诎，遂合诸侯于嘉陵，气充志骄，淫侈无度， 暴虐万民。内无辅拂之臣，外无诸侯之助。戮杀大臣，亲近导谈。明年，出游匠骊氏，栾书、中行偃劫而幽之，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战胜攻取，地广而名尊，此天下之所愿也。然而终于身死国亡。此所谓益之而损者也。夫孙叔敖之请有寝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夺也。晋厉公之合诸侯于嘉陵，所以身死于匠骊氏也。
众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圣人知病之为利，知利之为病也。夫再实之木根必伤，掘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大利而反为害也。张武教智伯夺韩、魏之地而擒于晋阳，牢叔时教庄王封陈氏之后而霸天下。孔子读《易》至《损》《益》，未尝不愤然而叹，曰：“益损者，其王者之事与!”事或欲以利之，适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祸福之门户，不可不察也。”阳虎为乱于鲁，鲁君令人闭城门而捕之，得者有重赏，失者有重罪。围三匝，而阳虎将举剑而伯颐。门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穷 我将出子。”阳虎因赴围而逐，扬剑提戈而走。门者出之，顾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被薄腋。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与子反也，为之蒙死被罪，而乃反伤我。宜矣其有此难也!”鲁君闻阳虎失，大怒。问所出之门，使有司拘之，以为伤者受大赏，而不伤者被重罪。此所谓害之而反利者也。何谓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与晋人战于鄢陵，战酣，恭王伤而休，司马子反渴而求饮，竖阳谷奉酒而进之。子反之为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绝于口，遂醉而卧。恭王欲复战，使人召司马，子反，辞以心痛。王驾而往视之，入幄中而闻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战，不谷亲伤，所恃者，司马也，而司马又若此，是亡楚国之社稷，而不率吾众也。不谷无与复战矣!”于是罢师而去之，斩司马子反为僇。故竖阳谷之进酒也，非欲祸子反也，诚爱而欲快之也，而适足以杀之。此所谓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湿而强之食，病喝而饮之寒，此众人之所以为养也，而良医之所以为病也。悦于目，悦于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故圣人先许而后合，众人先合而后忤。
有功者，人臣之所务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见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则有功者离恩义，有罪者不敢失亡心也。魏将乐羊攻中山，其子执在城中，城中悬其子以示乐羊，乐羊曰：“君臣之义，不得以子为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遗之鼎羹与其首，乐羊循而位之，曰：“是吾子。”已，为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归报，中山曰：“是伏约死节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为魏文侯大开地，有功。自此之后，日以不信。此所谓有功而见疑者也。何谓有罪而益信?孟孙猎而得魔，使秦西巴持归烹之，母随之而啼。秦西巴弗忍，纵而予之。孟孙归，求魔安在，秦西巴对曰：“其母随而啼，臣诚弗忍，窃纵而予之。”孟 孙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为子博。左右曰：“秦西巴有罪于君，今以为子傅，何也?”孟孙曰：“夫一魔而不忍，又何况于人乎!”此谓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趋舍不可不审也，此公孙鞅之所以抵罪于秦，而不得人魏也。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无所践者，不义之故也。
事或夺之而反与之，或与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于魏宣子，宣子弗欲与之。任登曰：“智伯之强，威行于天下。求地而弗与，是为诸侯先受祸也。不若与之。”宣子曰：“求地不已，为之奈何?”任登曰：“与之，使喜，必将复求地于诸侯，诸侯必植耳。与天下同心而图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于韩康子，韩康子不敢不予，诸侯皆恐。又求地于赵襄子，襄子弗与。于是智伯乃从韩、魏围襄子于晋阳。三国通谋，禽智伯而三分其国。此所谓夺人而反为人所夺者也。何谓与之而反取之?晋献公欲假道于虞 以伐虢，遗虞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虞公惑于壁与马，而欲与之道。宫之奇谏曰：“不可!夫虞之与虢，若车之有轮，轮依于车，车亦依轮。虞之与虢，相恃而势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从之矣。”虞公弗听，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还反伐虞，又拔之。此所谓与之而反取者也。
译文：
有时候没有功劳却先得到荐举，有时候有功劳却后得到赏赐。怎么说明这点呢?以前晋文公要在城濮和楚军交战，文公向咎犯征询意见，问咎犯：“”这仗该怎样打?”咎犯说：“如果是做仁义的事，君子就不该讨厌忠诚守信用;如果是和敌军开战，那最好是兵不厌诈。(现在既然是和楚军交战)君王你就只管使用欺诈就行了。”晋文公辞别咎犯后，又去请教雍季，雍季回答说：“放火来焚烧山林，尽管暂时能打获到很多野兽，但是最终会到无兽可猎的地步;用欺诈手段对付人，虽然一时能获得很多利益，但到最后一定会无利可图。所以君王还是正大光明行事为好。”晋文公没有听从雍季的话，而是采纳了咎犯的计策，和楚军开战时(用计)大败楚军。回国以后，嘉奖有功人员，首先是奖赏雍季，然后才奖赏咎犯。(这时晋文公)身边的人就说了：“我们之所以能在城濮之战中获胜，靠的是咎犯的计策。君王论功行赏将雍季放在最前面，这是为什么?”文公回答说：“咎犯的诈术，只是权宜之计，(适用于一时战争需要);而雍季的忠信观点，则是符合长远的利益，我怎么能只看重权宜之计，却轻视千秋万代的长远利益呢?”
(还有一事例)智伯率领韩、魏两家攻打赵家，包围了晋阳城，并挖开晋水灌淹晋阳城，导致城中的军民爬上树来避水，悬挂着锅来烧饭。这时赵襄子找张孟谈商量：“晋阳城里人力已经耗尽，粮食也十分缺乏，官兵们也缺医少药，你看如何是好?”张孟谈说：“国家面临灭亡而不能使它得到保全，国家面临危险而不能使它太平，那真的是算白白地看重我们这批谋士了。现在让我偷偷试着涉水出城，去拜见魏、韩两家君王，约同他们共同对付智伯。”于是张孟谈暗中出城会见魏、韩两君王，劝说道：“人们常说，唇亡齿寒。今天智伯胁迫你们两家来攻伐我们赵家，眼看赵家将要灭亡。可是(按智伯的个性)赵家一灭亡，你们就是下一个啊。所以现在假若我们不共同想法对付智伯的话，灾难也就很快要落到你们两家头上了。”韩、魏两家君王说：“智伯这个人，暴戾骄横而少恩寡情。我们的计谋如果泄露，事情就坏了，这如何是好?”张孟谈马上说：“话从二位君王口中出，进入到我的耳中，他人谁还会知道?再说，处境一样、情况相同、利益一致的人应该互相成全，生死与共。请两位君王仔细考虑吧!”于是韩、魏二君王与张孟谈暗中谋划商定举事日期。张孟谈随即潜回城里向赵襄子报告。到了约定日期的晚上，赵襄子派人杀了看守堤防的官兵，挖开大堤使水倒灌进智伯的军营，智伯军队连忙堵水，一片慌乱。这时韩军和魏军从两翼攻打过来，赵襄子又率领军队从正面出击，大败智伯的军队，杀死智伯，又将智伯的封地一分为三(从此晋国也就分为韩、魏、赵三国)。(等到胜利归来)赵襄子奖赏有功人员时，最先受奖赏的是高赫。大臣们提出问题：“晋阳之所以能保住，全仗张孟谈的功劳。可现在却是高赫获首赏，这是什么缘故?”赵襄子回答：“当晋阳被围困的时候，我的国家危难的时候，众多大臣很少不对我流露出轻侮骄傲的神情，唯有高赫仍然不失君臣礼节，所以我首先奖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