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这五年以来白话文学的成绩，因为时间过近，我们不便一一的下评判。……但成绩最大的却是一名托名鲁迅的。”胡适先生曾这样说道。或云：鲁迅先生的作品是用刀一个字一个字地刻在木上的。或云：读鲁迅先生的文章给人一种很遥远，虚无缥缈的感觉。吾云：读鲁迅的小说，你走进了，它就离你很近，你走远了，它就离你很远。
在《鲁迅小说全编》里，我到过很多地方，到过“故乡”，到过“鲁镇”，到过“京城”，到过……。把这些个地方发生的事穿在一起，像是天然珍珠项链。现在，我就让它们大珠小珠落玉盘。
在这些作品里，我最先读的就是《兔和猫》，兔子一直是我最喜欢的动物，当我看到那小白兔遭黑猫毒手时，心里也是一阵担心，一阵怨恨黑猫，当我看到白兔的智慧，小白兔们都安然无恙时，我又一阵狂喜，一阵欣慰。小说简单的情节并未让文章失色，反而在大家群呼：打倒可恶黑猫，为白兔报仇时，我看到了人世间最基本的爱与同情，我想那是当时的社会所缺少的珍宝吧。从这些可爱的文字背后，我同样看到了那个站在孩子们中间，以温暖，柔和的眼光观察小兔子，小小兔子，还有那些纯真的孩子的鲁迅。一触及这些幼小，鲁迅似乎很难将他手上的“刀”拿起来，他的笔端就会流泻出无尽的柔情和暖意。这是少有那个不是“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鲁迅将“生命之爱”注入人们的心中，告诉人们他“弱本位”的态度。我突然感觉鲁迅离我好近。
鲁迅的作品大都离不开“讽刺”二字。例如，在“风波”中，九斤老太反复念叨那句“一代不如一代”，无不勾勒出落后、保守、怨天尤人的农村年老妇女形象，更道出当时持有这种无知、消极思想的一群人的可笑。还有七斤夫妇，赵七爷因为一条辫子的有无，几家欢喜几家愁，尽显小人物的悲凉。在1917年张勋复辟事件的背景下，辛亥革命被阻。通过“风波”一文，鲁迅先生想告诉当时的人：社会意识变革的单纯的政权更替，并不能给中国带来真正的进步。此后最重要的是改造国民性，否则就算成为了共和政体又怎样呢。在辫子风波中，旁观者的漠不关心甚至幸灾乐祸的态度；主人公被“皇帝坐龙庭，自己没辫子”一事心里备受折磨，到后来，皇帝不坐龙庭，不留发也可留头的如释重负，一针见血地披露了当时社会的世态炎凉。
还有鲁迅模仿许钦文的《理想的伴侣》而书下的《幸福的家庭》中更是借主人公明明身处在拮据的家庭却为谋生计赚稿费，凭空“捏造出一个住房宽敞，不愁衣食，处处现绅士风度的美好的家庭。鲁迅用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用满地找不出幸福家庭所在的位置，只能用a地表示的无奈，让人们在笑中不免带着泪。
我觉得在阅读这些个小说中，鲁迅先生的思想离我越来越近，如果你来见识一下这本书的庐山正面目，相信你对当时的社会，亦或是鲁迅都会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正如我所说的：读鲁迅的小说，一旦你走进了，它的一切就会离你很近。
忘记了是在几岁开始知道有鲁迅这个人物，只是随着年龄增大，也逐渐有了他的文章的接触，更知道了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人民战士。
《鲁迅自选集》选《野草》七篇、《呐喊》、《彷徨》各五篇、《朝花夕拾》三篇、《故事新编》两篇，共二十二篇。因为鲁迅生前只有这本《自选集》，“编选意图”就特别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张铁荣先生在《中华读书报》（2005年6月1日）上著文，对此多有论述。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
“他仅仅从《呐喊》中选取了自己最满意的5篇小说，作者自己并没有把这两篇‘听将令’的代表作《药》和《明天》选进去，这大概表明了他所说的‘听将令’是一种自谦和托词，也可以看出对这两篇作品不甚满意。如果没有《鲁迅自选集》的出版，我们就很难知道来自作者的这一心灵深处的信息。其次，关于从彷徨选取的5篇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这里面删去了《兄弟》、《孤独者》和《祝福》很值得研究，起码说明此时的鲁迅已经从兄弟失和的阴影中脱出，在心绪上也和彷徨时代完全不同了。当然从《故事新编》中只选取了两篇就是《奔月》和《铸剑》，这是最符合鲁迅精神的作品，至于为何删去了《补天》——就很值得对1933年的鲁迅进行具体分析了。”
《鲁迅自选集》是鲁迅应天马书店之请编选的，以鲁迅对“选本”问题的敏感，他在这次的“自选动作”中参进一些特殊用意，也是可以想象的，但张铁荣先生这一段话也过于坐实、过犹不及了。
《鲁迅自选集》没选杂文，他还说，“够得上勉强称为创作的，在我，至今就只有这五种”。其实，这里的“创作”一词，是鲁迅故意借用别人的概念，并非他自己的想法，因为在他看来，杂文也是或者更是一种“创作”。如果我们偏信了他的话，是否就可以认为，鲁迅在《自选集》里不选杂文，就是对杂文“不甚满意”，要“删去”了呢？
鲁迅一生为什么只有一个《自选集》？
鲁迅有文字上的一种“洁癖”，这不仅是说他在创作的时候字斟句酌，决不含糊，马虎，还包括原文于报刊上发表之后，在收入集子里时，又趁机大加修改。但我们千万别误会，以为鲁迅的修改，是修改自己的观点。决不是的。他的修改，差不多——我没有详细通盘的研究——只限于具体的而且极细微的字句。不知道这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还是心理上的问题的表现，专门研究作家的变态或病态心理的学者们，应该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以前读孙玉石先生的《〈野草〉研究》的附录，介绍鲁迅怎样在编辑《野草》时细心修改那些在我看来似乎并无必要修改的小地方，就已经很纳罕了。这次再看鲁迅著作校勘专家刘运峰先生校注的《鲁迅自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新版），仅仅对照“序言”，就有极大的震动。一篇标点符号在内不到一千五百字的短文，鲁迅后来将它收入《南腔北调集》，竟然修改了四十处之多，而且全是细小的字句方面的修改。文章最后的“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鲁迅于上海寓楼”，也要改成“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鲁迅于上海寓居记”！
鲁迅的小说并没有如高中课本中学的《纪念刘和珍君》等文章来的深奥。大约他出生在那个环境中，生长在那个时代吧，基本上所描写的都是穷困的中下层人民的生活，也包括自己在内。他的《呐喊》，所写的都是身边的小事，就如一篇《一件小事》一样，生活中可以说随处可见，但他却能以此小事催他自醒，增长他的勇气和希望。这样的文章不仅仅是翻阅，更给我启示。
《狂人日记》，我不能给它下个定义，在一开始读它时，我甚至摸不着头脑，我不清楚自己这是在看一篇什么样的文章，有点害怕，有点疑惑，那吓人的语句，吃人的历史，仿佛就发生在身边使我不禁联想自己所生活的生活，是该怎么样？也许他的“吃人”也可理解为当今社会中金钱为上，以利为友的没有亲情友情可言的只顾自身，榨人不眨眼的冷酷的竞争吧，没有钱就不能生活，就只能乞求，去要饭，这不是跟吃人一样吗？但生活中，我也是相信有那么些温暖可言的，毕竟每天的太阳是温暖的，在人类越来越文明之际又怎么可以发生人吃人的这种野蛮行为呢。很欣赏阿Q的那种心满意足的自认为得胜的心态，称之为妙法不为过。但被人打了之后还有愉快心情，还能和别人调笑一通，回到土谷祠倒头就睡着了，这就是阿Q精神吗？有点愚甚至有点蠢，但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个调节心理的好办法，凡事换个角度想或许会有收获吧。
一本书看完，总有些个味道，这种味道又似乎只有心里知道。
去年出国前，接到好几家出版社约稿，都是叫我从旧文中“随便选选”，弄成一个本子，凑在某某“丛书”里。小子何德，竟蒙如此恩待，于是唯唯诺诺，马上动手。先立一个或几个主题，分若干小辑，这几篇给甲社，那几篇给乙社，五本“自选集”模样的东西顷刻告成，眼前就浮现了它们将同时推出的壮观场面，而且读者若干，稿费几何——这么一想，不免志得意满，虽然有一件似乎不太稳妥的事在脑子里一闪，也迅速掐灭了。
一年后拿到新书五本，略微一翻，才明白当初在脑子里一闪而过的是什么，丝毫高兴不起来了：不少文章选重复了。其实，即使为了凑字数，也无须那样猴急，抽掉几篇，厚薄也相宜了。总还是过于自爱，希望自己的大作让更多的人看到罢，但结果不仅对不起读者，也害了自己的大作。
有一位朋友，每天早上对着镜子自批脸颊四次（一边两次），这才“定定心心”开始一天的工作。我这篇文章，要谈鲁迅在1932年底编辑、次年3月由天马书店出版的《自选集》，却先说了一通自己的鸡毛蒜皮事情，倒并非受这位朋友影响，实在只是想借这机会，谈图书出版与现代文学史的一个现象。
中国现代高产作家，恐怕只有鲁迅一人自觉按照编年方式整理著作，由此避免小说、散文、杂文作品重出于不同的单行本。这是作者之福，读者之福。其他作家如周作人——更不要说当代的我辈——就很惨了，虽是“自编文集”，也缭乱不堪。笔者因为犯过这错误，所以悔愧至深。
不记得是竹内好还是木山英雄曾经说过，鲁迅一生都在撰写《鲁迅全集》，意识是说，逐年编辑自己的作品的习惯，预先确定了他写下的片言只语在未来的“全集”中的位置，而这也足以使《全集》之外任何自己或别人的选本，都无害其著作体系的完整性。
即使这样，鲁迅生前也只编了一本《自选集》，这就更要令当时和后来无数作者尤其是像我这样半吊子的鲁迅研究者惭愧得“汗不敢出”了。
讲究书的版本形式，乃一切爱书写书者的习性，但鲁迅这方面似乎特别严格。他曾经针对清修《四库全书》而反复致慨于满族统治者对汉人书籍精心的“谋杀”。对一些谋取暴利或达到别样目的的“聚珍本”、“校注本”，他不仅指出校对乃至断句上的错误，更不放过出版和编辑者随意变乱古人著作版式的漫不经心、甚或自以为高明的恶劣行为。新出版的图书天地过窄，他也极其不满，以至于上升到民族精神的高度加以深究。在《鲁迅全集》里，关于“书的还魂和再造”的现象的论述很多，但我们也注意到，鲁迅谈论版本形式往往意有他属，不同于那些喜欢炫耀见识高卓或收藏宏富的博雅之士。总的精神，无非“朴实”、“认真”四字。
《鲁迅自选集》选《野草》七篇、《呐喊》、《彷徨》各五篇、《朝花夕拾》三篇、《故事新编》两篇，共二十二篇。因为鲁迅生前只有这本《自选集》，“编选意图”就特别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张铁荣先生在《中华读书报》（2005年6月1日）上著文，对此多有论述。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
“他仅仅从《呐喊》中选取了自己最满意的5篇小说，作者自己并没有把这两篇‘听将令’的代表作《药》和《明天》选进去，这大概表明了他所说的‘听将令’是一种自谦和托词，也可以看出对这两篇作品不甚满意。如果没有《鲁迅自选集》的出版，我们就很难知道来自作者的这一心灵深处的信息。其次，关于从彷徨选取的5篇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这里面删去了《兄弟》、《孤独者》和《祝福》很值得研究，起码说明此时的鲁迅已经从兄弟失和的阴影中脱出，在心绪上也和彷徨时代完全不同了。当然从《故事新编》中只选取了两篇就是《奔月》和《铸剑》，这是最符合鲁迅精神的作品，至于为何删去了《补天》——就很值得对1933年的鲁迅进行具体分析了。”
《鲁迅自选集》是鲁迅应天马书店之请编选的，以鲁迅对“选本”问题的敏感，他在这次的“自选动作”中参进一些特殊用意，也是可以想象的，但张铁荣先生这一段话也过于坐实、过犹不及了。
鲁迅在《自选集》的“序言”里说得明白，他接受邀请，编这本《自选集》，主要是同意出版者的说法，“能够节省读者的耗费”，至于“以为由作者自选，该能比别人格外知道的清楚”，他就并不赞同、而且因此感到“很难”了：“因为我向来就没有格外出力或格外偷懒的作品，所以也没有自以为格外高妙，配得上特别提拔出来的作品。没有法，就将材料，写法，略有些不同，可供读者参考的东西，取出二十二篇来，凑成了一本，但将太给人一种‘重压之感’的文字，却特地竭力抽掉了。”
可见鲁迅对自己的作品并无特别的轩轾，“最满意”云云，恐怕要引起误导的。鲁迅判断自己的作品的标准，并非只有一个。何况，这毕竟只是应别人之请而编的方便一般读者的权宜的集子，让人家读了有兴趣，再去看他别的著作，就够了。这可不同于他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之类的选本，要承担一种文学史的使命。至于“就将材料，写法，略有些不同，可供读者参考的东西，取出二十二篇来，凑成了一本，但将太给人一种‘重压之感’的文字，却特地竭力抽掉了。”这个用心确是有的，但我看也没法因此就推测鲁迅具体的意图。
作家从自己的文字中挑选若干，勒为一集，可以叫“取出”。那些没有入选的，也就是没有入选而已，至多如鲁迅所说，“竭力抽掉”罢了，但这不过是避免让它们在篇幅有限的《自选集》里出现，并没有“不甚满意”的因素，更不能说“删去”。鲁迅对自己的作品的不满是有的，但那并不是在比较自己的作品之后，满意于此，而不满于彼。否则，一本《自选集》出来之后，没有入选的所有其他作品，岂不都要有可能被读者疑心是鲁迅自己“不甚满意”、并不“最符合鲁迅精神”，因而不得不大打折扣了吗？
《鲁迅自选集》没选杂文，他还说，“够得上勉强称为创作的，在我，至今就只有这五种”。其实，这里的“创作”一词，是鲁迅故意借用别人的概念，并非他自己的想法，因为在他看来，杂文也是或者更是一种“创作”。如果我们偏信了他的话，是否就可以认为，鲁迅在《自选集》里不选杂文，就是对杂文“不甚满意”，要“删去”了呢？断乎不可。
肯定“选本”的重要性，又明白一切“选本”的局限，这才比较平实，似乎也更加“符合鲁迅精神”吧。
据此，我们大概也可以明白，鲁迅一生为什么只有一个《自选集》了。
周作人说鲁迅有文字上的一种“洁癖”，这不仅是说他在创作的时候字斟句酌，决不含糊，马虎，还包括原文于报刊上发表之后，在收入集子里时，又趁机大加修改。但我们千万别误会，以为鲁迅的修改，是修改自己的观点。决不是的。他的修改，差不多——我没有详细通盘的研究——只限于具体的而且极细微的字句。不知道这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还是心理上的问题的表现，专门研究作家的变态或病态心理的学者们，应该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以前读孙玉石先生的《〈野草〉研究》的附录，介绍鲁迅怎样在编辑《野草》时细心修改那些在我看来似乎并无必要修改的小地方，就已经很纳罕了。这次再看鲁迅著作校勘专家刘运峰先生校注的《鲁迅自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新版），仅仅对照“序言”，就有极大的震动。一篇标点符号在内不到一千五百字的短文，鲁迅后来将它收入《南腔北调集》，竟然修改了四十处之多，而且全是细小的字句方面的修改。文章最后的“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鲁迅于上海寓楼”，也要改成“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鲁迅于上海寓居记”！
我以为，今天的读者看这本有详细校注的《鲁迅自选集》，最大的收获，恐怕还是看他怎样疯狂地改文章（手边要有别的版本进行对照）。那是在电脑发明之前、大多数人还用毛笔一笔一划写文章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