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教案
一、教材分析
【课程标准】
了解王安石变法的背景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
(1)识记：北宋中期社会矛盾表现的几个方面;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庆历新政的主要内容;
(2)理解三个原因：北宋中期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原因;北宋中期形成积贫积弱局面的原因;实施庆历新政的原因;
(3)探究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影响;探究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及和王安石变法的关系。
2、过程与方法：
(1)讲述北宋中期的社会危机时，通过教师的引导，由学生阅读课文，概括、归纳出社会危机的表现，并从中得出改革的原因。培养学生概括、归纳知识和分析复杂历史问题的能力;
(2)引导学生分析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的性质和根本目的，培养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3)通过小组讨论，比较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的异同;
(4)学生课外查找资料，实事求是地评价王安石变法，培养学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全面分析、评价历史问题的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当今中央重视三农问题，费改税对稳定政局的重要作用;
(2)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澶渊之盟的历史评价;
(3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推动力，改革不是一帆风顺的。
【教学重难点】
重点：北宋中期的社会危机。
难点：对北宋中期社会危机的准确理解，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
【教学建议】
本课教材主要从三个方面向学生介绍了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庆历新政的夭折。这些背景一方面表明宋朝中期社会危机四伏;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王安石的与时俱进，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由于北宋中期危机四伏的文字与影视资料比较丰富，建议在教学时适当进行补充，增加学生对这一时期社会危机的感性了解，为深入认识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意义奠定基础。
二、教学过程：
★新课导入：
利用教材的引言导入：
师：在湖南岳阳，与滕王阁、黄鹤楼并称我国南方三大名楼。岳阳楼始建于唐代，主楼三层，高19.72米。因宋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名传四方。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之誉。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一文中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yé)?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从这句引言内容中你能够获得哪些历史信息?
生1：表明作者其人生志向、政治抱负(以“古仁人”为楷模，忧国忧民)，表露其博大襟怀、坚强意志。
生2：强调为人要有宽阔的胸襟和崇高的人格，以天下为己任，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激励古往今来无数仁人志士忧国忧民，无私奉献。
师：说得很对，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中的“忧”，到底他“忧”什么呢?
让学生带着问题进入本课新课的学习。
★讲授新课
王安石变法的背景
(一)北宋中期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
“北宋中期”的概念：一般认为宋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四朝是北宋的中期。
宋真宗赵恒(998-1022)，宋太宗赵光义第三子，在位25年，宋真宗统治时期治理有方，北宋的统治日益坚固，国家管理日益完善，社会经济繁荣，北宋比较强盛，史称咸平之治。在位期间，以每年向辽纳白银十万良、绢二十万匹来收买与辽的和平，定澶渊之盟。这是宋朝向番方纳岁币换取和平的开始。
宋仁宗赵祯(1010—1063年)，宋真宗的第六子，北宋第四代皇帝，1018年立为皇太子，赐名赵祯，1023年即帝位，时年13岁。1063年病死开封，享年54岁，在位41年。宋仁宗是宋代帝王中的明君圣主，在位时间最长，其间国家太平，边境安定，经济繁荣，科学文化发达，人民生活安定。仁宗善于纳谏还成全了千古流芳的包青天，还出现了“求之千百年间，盖示一二见”、在《岳阳楼记》中唱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以及倡导文章应明道、致用，领导北宋古文运动的欧阳修……
宋英宗赵曙(1032-1067年)是真宗之弟商王赵元份的孙子，濮安懿王赵允让的儿子(仁宗无子)。嘉祐七年(1062)立为皇太子，封钜鹿郡公。嘉祐八年即帝位。体弱多病，继位之初即大病一场，而不得不由曹太后垂帘，后虽亲政，但于1067年病逝于宫中福宁殿。在位四年，葬于永厚陵。
宋神宗赵顼(1048～1085年)，英宗长子，北宋第六代皇帝，1067年~1085年在位。即位后命王安石推行变法，以期振兴北宋王朝，史称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由于改革操之过急，不得其法，最终失败收场，不过神宗还是维持新法将近二十年。20岁即位，在位18年(1067—1085)，38岁时病死，葬于永裕陵。
1、阶级矛盾的激化：
(1)土地大量兼并：宋代建国后，宋太祖赵匡胤剥夺了功臣宿将的兵权，但不抑制兼并，而且纵容功臣、大将们兼并土地(鼓励他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土地买卖与典卖相当普遍，土地集中的趋势加速，农民失去土地的数字在增加，“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
(2)人民的负担沉重：人民的负担有三，即繁重的赋税徭役、连年战争和频繁的自然灾害。全国的居民有主户和客户之分。主户分成五等，乡村上三等户为“上户”，是各类地主。四、五等户称为“下户”，有少量的土地;客户是没有土地的农民，占总户数百分之三十五左右。五等户和客户都要租种土地。地租根据具体的情况或对半分成，或四六分成，没有耕牛的佃户要把六成以上的收成交给地主。土地赋税实行的是两税，夏秋两季交纳。从名义上说，客户不交纳两税。但他们要负担各种名目的人头税，还要承担各种徭役。上户采取各种手段把赋税转嫁到下户的身上。纳税户除按规定的数量纳税，还有“支移”和“折变”等负担。在两税之外，还有丁口赋、各种杂变之税。徭役和差役。这是赋税之外的又一项沉重的负担。
(3)各地农民起义不断：993年，王小波在四川发动起义，他宣告：“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起义的队伍发展到数万人。同年12月，王小波牺牲后其妻弟李顺为帅，主力军于淳化五年正月攻下成都。李顺在成都建立“大蜀”政权，自称大蜀王，年号应远。推行一系列的打击恶霸豪绅的措施，起义军得到百姓的响应和支持。后来政府军残酷镇压了起义军。王小波、李顺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这次起义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次起义沉重打击了宋朝政府;第一次提出“均贫富”的口号;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王均的起义又爆发了。仁宗庆历年间，农民起义和兵变在各地相继爆发，正如欧阳修所说 “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强于一伙”。
注意;一般的农民起义都发生在王朝的末期，而王小波、李顺起义则发生在北宋中期，可见社会矛盾的激化。
2、民族矛盾的激化：宋太宗在灭北汉之后，曾经两度出动大军征辽，企图收回幽云十六州，可是都失败了。1040～1042年(康定元年到庆历二年)，西夏皇帝元昊对宋发动多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3、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上百官图讽刺宰相吕夷简任用亲信，又上书讥切时弊，希望宋仁宗不要一味信任吕夷简。为此，范仲淹被吕夷简指责为离间君臣、引用朋党，被罢官。从此朋党问题成了宋朝统治集团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范仲淹遭受排斥时，有欧阳修、蔡襄等一批位居政要并以文学知名的人士支持他。当时尽管支持范仲淹的人都被罢官，但不断有人上疏要求复用范仲淹，反对用“朋党”的罪名堵塞言路。朋党之争实质是当时要求改革新朝政的势力同守旧势力的斗争。
(二)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
1、积弱局面的形成：
(1)集中军权：
赵匡胤最了解高级将领发动兵变夺取政权的危险。因此，首先收夺军权。建隆二年(961)，赵匡胤在酒筵上用允许将领们兼并田宅传给子孙的办法，示意将领们释去军权，使“君臣之间无所猜疑”。次日，曾经帮他夺取政权的禁军主要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皆称病自请解除军职。此为“杯酒释兵权”。之后，又废除了过去统领禁军大权的殿前都点检，把禁军的领兵机构析而为三，以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分掌禁军，合称“三衙”。三衙地位平行，互不统属，形成鼎立。三衙的长官为殿前都指挥使、马军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也叫“三帅”，分别统领禁军。以资历浅、名位低、易于驾驭的人任其职。宋初制军的这一特点意味着皇权对军队控制的加强。
为了限制三帅的权力过大，宋又因袭了唐末五代以来的枢密院制度，在中央设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主管全国军队的调动和招募、训练、供给等事宜。枢密使与三帅各有所司，枢密使有调兵权而无领兵权;三帅有领兵权而无调兵权。调兵权与领兵权的分离，使二者各自独立，相互制约，有利于皇权的控制。
北宋在军队中实行“更戍法”。将驻防在京师的军队轮番调到地方戍守，或将驻守在各地的军队定期调动到他地移屯就粮。军队驻守地时常更换，而统兵将领由中央任命，也不固定。如遇征战，多由皇帝临时命将。战事结束，兵归宿卫，将还本职，一切军权都集中于皇帝。这虽然可防止兵与将领结合以反抗中央，但却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且士兵经常往来于道路，训练不精，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使北宋在对辽和西夏的作战中经常处于不利地位。
(2)集中行政权：
宋代以前，宰相握有“事无不统”的大权。宋太祖在建国之初，用分化事权的办法，通过新设的机构──政事堂、枢密院和三司，削弱宰相的权力。宋设“中书门下省”掌握实权，但仅有民政权，设于内庭，称政事堂(即宰相办公的地方)，是中央行政机关。长官为宰相，官衔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为了限制宰相的权力，又另设副宰相“参知政事”，意思是与宰相共同议政，使宰相不能专权。宋初设立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掌管全国军事。枢密院和宰相的政事堂并立“对掌大政”，号称“二府”。二者一文一武，互不通气，分别向皇帝奏事。皇帝直接控制政权和军权。为了限制枢密使的权力，又设枢密副使。
(3)集中财政权：
北宋设置三司分割宰相的财政大权。度支(掌财政收支和漕运)、盐铁(掌工商业收入和兵器制造)、户部(掌户籍、财赋和专卖)，掌管全国财政。长官是三司使，亦称“计相”。另设三司副使多人，以防三司使专权。在民、军、财三权分立中，三者不相统属，分别向皇帝奏报，一切由皇帝裁决，宋代把中央集权强化到空前未有的程度。
(4)负面影响：
①削弱了军队战斗力;
②降低了政府工作效率;
③军费开支高涨。
空前强化的蝗专权虽然加强了封建统治，但也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国家的权力过于集中，在政治上造成各级官员缺乏进取心，行政效率低下;军事上，高级将领受制太多，不能根据战场情况作出决断。同时，对宋代皇帝而言，权力集中的深层含义是确保自己的统治，因此，为了保住一己私利，不惜牺牲一切，包括国家利益，因此，在对西夏和辽的战争中常常表现得患得患失，非常软弱。景德元年(1004)九月，辽兵20万直趋黄河北岸的澶州，威胁宋都城开封。动摇的宋真宗在主战派拥戴下勉强到达澶州，宋军士气高涨。辽在澶州初战不利，加上长驱深入有后顾之忧，辽萧太后乃有退兵之意。双方于当年十二月约定：(一)宋辽约为兄弟之国，宋尊辽萧太后为叔母;(二)宋每年输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三)双方罢战撤兵，宋、辽以白沟河为界。由于澶州古称澶渊郡，故称此和议为“澶渊之盟”。
2、积贫局面的形成：三冗——冗兵、冗官、冗费
(1)冗兵：宋太祖时，全国有禁军20万，真宗时增到44万，仁宗对西夏用兵，禁军激增到80万，后来《水浒传》中称林冲为“八十万禁军教头”就是这样来的。加上服杂役的厢军，总人数已达140万。当年北宋总人口只有2200万，国家的近十分之一人口是军队，宋朝养兵的费用，竟达到全部赋税收入的十分之七八。
(2)冗官：其一，官僚机构重叠，官职混乱，一官三人共之。其二，科举取士越来越多。1000年(咸平三年)，真宗下诏说：“去岁天下举人数逾万人，考核之际，谬滥居多。”但这年，真宗亲试举人，仍取进士、诸科(包括屡试不中者)共一千八百多人。其三，“恩荫”法。皇族宗室和官僚的子孙、亲属、姻亲甚至门客都可由恩荫授官，数量极大。皇族宗室原来七岁时即授官。仁宗时，甚至出生不久，还在襁褓之中，便有官做。文武官员中地位高者，家族亲属都恩荫授官，小至郎中、员外郎也可荫子孙一人得官。正官之外，等候官缺的人员，多到“不知其数”，“大约三员守一缺，略计万余人”。真宗时十数倍于初，仁宗时又两倍于真宗。而且中级以上的官员，待遇极其优厚。宰相、枢密使的正俸，每年铜钱三百六十万文，单以三百六十万文计算，等于北宋中期两万四千亩土地的收入。
(3)冗费：军队和官员数量激增，也使费用大量增加，同时，在对西夏和辽的战争中，宋代统治者也常常付出大量金银和布匹，以金钱财富买得一时平安，所有这些都造成了冗费的局面。
(三)昙花一现的庆历新政：
1、新政背景：内忧外患
内忧：宋仁宗时，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
外患：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
北宋王朝自建立到宋仁宗庆历年，已经统治了80余年，当时，北宋的.官僚机构越来越臃肿，而行政效率越来越低，军队数量不断增加，但内忧外患不时爆发，百姓负担十分沉重，国家财政却入不敷出。不少有远见的人担心封建国家的命运，连连上疏要求宋仁宗进行改革。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任命富弼等为枢密副使，并多次催促他们立即拿出一个使天下太平的方案。
范仲淹于庆历三年九月将《答手诏条陈十事》奏折呈给宋仁宗，提出了十条改革主张：(一)明黜涉，按官员的政绩进行升迁。(二)抑侥幸，限制恩荫。(三)精贡举，改变科举的内容和办法，选择“经济之才”。(四)择长官，选好地方官。(五)均公田，这主要是均地方官员的收入。(六)厚农桑，采取措施发展农业生产。(七)修武备。(八)减徭役。(九)覃恩信，主要是免去积欠的赋税和大赦方面的内容。(十)重命令，重视法令的制定和执行。范仲淹认为当时改革的中心问题是整顿吏治，裁汰内外官吏中老朽、病患、无能之人。
宋仁宗采纳了这些意见的大部分，因为宋仁宗的年号是“庆历”，故历史上称这次改革为“庆历新政”。
2、庆历新政：
(1)中心措施：整顿吏治
(2)主要内容：
①改革文官：改革三年一次循资升迁的磨勘法，注重以实际的功、善、才、行提拔官员，淘汰老病愚昧等不称职者和在任犯罪者。
②严格恩荫制：限制中、上级官员的特权，防止权贵子弟亲属垄断官位。
③改革贡举制：令州县立学，士子必须在学校学习一定时间方许应举。改变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的旧制，着重策论和操行。
④慎选地方长官：由中书、枢密院慎选各路、州的长官。由各路、州长官慎选各县的长官，择其举多者尽先差补。
⑤.“减徭役”，重农桑：将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东)的五县废为镇，又析王屋县(今河南济源西)并入河南府，以精简乡村投入。
(3)失败原因：触犯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强烈反对。新政推行一年多就夭折。
改革失败的直接原因是以吕夷简为首的反对派攻击范仲淹、韩琦为朋党。吕夷简诬蔑韩、范的“朋党”之议，也为宋仁宗终止改革提供了借口。宋仁宗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是要富国强兵。但是，如果以牺牲皇帝家天下的利益来实现富国强兵，专制帝王当然不能答应。而庆历新政却恰恰触犯了皇室利益。范仲淹、富弼的各项改革措施包括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称职的官员，而当时北宋的官僚，已经是暮气深沉的腐朽政治集团，真要实行上述改革，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得丢官。这个大手术当然做不得。可是，范仲淹、富弼要给北宋做的手术还不止这些，即使是称职官员，也要削减其薪俸，北宋官员的俸禄是古代中国最高的。而且，还决定要减少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以解决官多为患的问题。也就是说，全天下的读书人的利益，都让改革触及了。因此，改革的反对者决不是少数保守派，而是整个士大夫阶层——北宋统治的阶级基础。
如庆历三年十月，由中书与枢密院共同选拔各路的转运使。范仲淹在提名时，翻阅名册，凡庸碌无才的就一笔勾去。富弼对他说：“范六丈公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范仲淹却说：“一家哭，怎比得一路哭呢”?改革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遭到了极大的阻力，有人诬蔑范仲淹、富弼等是“朋党”。面对这些言论，宋仁宗对范仲淹和富弼便不再信任，让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罢去参知政事的职务。到庆历五年(1045年)初，范仲淹、富弼又被以更张纲纪，纷扰国经等罪名贬黜。已经颁行的磨勘(考绩)、荫子等新法也被宣布作废，“庆历新政”推行仅仅一年左右就夭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