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死不能复活这是古今中外一致的公论，也是有生必有死的定律，任何人不能否认或推翻的。基督、天主两教的圣经上虽说信上帝的有死而复活的可能，但从耶稣降生以来，除耶稣外(据该教如此说)，曾否有死而复活的事例，恕笔者见闻浅薄，不能奉告。
笔者不是因为奉佛，而捧佛教的场，替佛教吹嘘，信佛教的的确有很多死而复活的实证。这里因为是谈信佛而读金刚经的感应，不便旁引，在此言此，我们就来谈谈读经的感应罢!
湖北的公安(在沉陵县南)有一位学佛很有心得的小姐，谈起这位小姐，真是了不起，她姓王名叫从贵，她信佛的基本因素，固然是由于过去的培植，但也有她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她有一个传统的佛教家庭。所以她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以后，就受著佛化的沐染，眼所见，耳所闻，无非是经声佛像。在这种家庭里使她本来就纯洁的心灵上更增加了一份沉静和光明。
在唐朝时代，佛教的禅宗特盛，而禅宗所据以明心见性的经典是金刚经。例如六祖在采樵时听人诵金刚经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忽有所感而舍俗出家。后来五祖为他讲经(金刚经)传法再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时，忽然大悟。所以在唐代无论在家出家，或男或女，莫不以读金刚经为恒课。王小姐生在这个时代，和这个家庭里，当然也不会例外。
她自幼跟父母学会了金刚经后，就每天持诵，从不间断。她在读诵之外，还研究金刚经上所讲的空理，并发誓永不嫁人，愿意跟慈爱的父母在家清修一辈子。父母有这样一个有志一同的好女儿，真是乐上心眼，从此更加疼爱。
俗语说：‘好景不常在，好花不常开’，谁知这个可爱的女儿，忽然暴毙，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她的父母心痛欲绝。当然王从贵的父母都是深通佛理，明因识果的，对于王从贵的突然暴死，知道必有前因，不过父母疼爱儿女，是人之常情罢了。
王从贵死后，父母在惨痛的心情下，把她埋葬了。在湖北的风俗，不论长幼男女，在安葬三日后，亲属必须‘省墓’，况且王从贵是父母疼爱的女儿，怎么不亲去‘省墓’呢?
大概因为浅葬的关系吧，父母正在墓前怆然凭吊之际，突然听到一种像病人呻吟的声音，‘奇怪!这声音从那里来的?’王从贵父母不约而同的自问著。
这声音不但是王从贵的父母听到，跟随来的家人也都听到，一个一个的脸上都有一种诧愕的表情。
王从贵的父母聚精会神的细察声音的来源，在详密的搜寻下，他发觉声音是从墓里发出的。‘怎么!难道我的女儿复活了吗?’王从贵的父亲带著惊疑的神情转过去对站在旁边的太太说。‘那也有可能的。’他不加犹豫的答。
凄清的呻吟似乎越来越紧，使王从贵的父母感到非常地紧张，毫不考虑地立即派人取铲掘墓，墓盖揭开后，证明呻吟声的确是来自他(她)们的爱女所睡的墓廓里。这时王从贵虽已死三日，但面貌如生，鼻间尚有些微气息。这一发现，使她的父母和家人无不喜形于色，于是由她的父母命人把她抬回家去。在父母细心地调护下，她不久就完全复原了。
据王从贵亲自告诉她的父母说：“她被几个像役吏似的差人带到冥官那里，冥官很客气的'对她说：‘你的寿数本来已到，因为你持经虔敬，功德殊胜，寿限增延，你还是回到你慈爱的父母那里去罢!’于是我就回来了。”
拓展阅读：帝王推崇《金刚经》
《金刚经》也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罗什首次携此经进入内地，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前后秦皇帝的发兵邀请。第一个汉文本的诞生也是在后秦皇帝姚兴的“甚见优宠”，甚至直接参与下译出的。
南朝梁时，昭明太子对《金刚经》进行研究，科判为三十二分，从而出现了至今仍然十分盛行的三十二分本。当时江南有大居士名傅翕，自号“善慧大士”，人称“傅大士”，信佛极为虔诚，精通三教典籍。因其孤傲清高，群臣很是不满，但虔信佛教的梁武帝却力排众议，遣使迎入宫内，请其讲《金刚经》。但大士刚一升座，便挥案一拍，随即下座，梁武帝愕然。宝志和尚告其大士讲经已毕，后来再请讲，大士索板升座，歌四十九颂便去。梁武帝遂题大士此颂于荆州寺四层阁上。《金刚经颂》历史上名气极大，惜后世多有假托附会之处，傅大士原旨颇有湮没。
太宗对《金刚经》也十分欣赏。据《慈恩传》记载，唐太宗曾专门就《金刚经》译文的完备与否询问过玄奘。玄奘回答说，鸠摩罗什译本就标题看缺少“能断”二字;就内容来看缺少“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摄服其心”三个问题的第二个问题;在两个颂中缺少后一颂;在说明一切有为法性空假有的九喻中缺少三喻。针对这种情况，太宗让玄奘根据带回的梵本重新翻译。玄奘译成后，直接呈奉太宗，太宗立即将新译本发布全国。
唐玄宗为推行三教并重政策，在各教中选出一部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亲自注释后颂布全国，其于儒教选的是《孝经》，于道教选的是《老子》，于佛教选的就是《金刚经》。他在注序中对《金刚经》的般若义理大加称扬，赞其“皆众妙门，可不美欤!”认为注释此经即可起到“弘奖风教”之作用。该注完成后，立即受到广大僧众的热烈欢迎，连连提出“表请”、“表贺”，文武百官在都城举行隆重的接经仪式，佛寺里也“设斋庆赞”。与此同时，又颁赐天下各馆，精写入藏，以图永恒。现已在北京房山石经中发现了昔日的玄宗释文。这是距京师千里之外的幽州百姓于注经后的七八年内刻就的，由此足见玄宗注释在当时影响之大和流传之广。那时长安青龙寺有一高僧名道氲，深通内外经论，玄宗朝应进士科，一举擢第。出家后奉玄宗敕撰《御注金刚经宣演》3卷，根据玄宗注义而敷宣其意，绎演其文。因假帝威，此作格外盛行，人称“青龙疏”，前往寺内听讲者常有数千人之多，一时间风靡神州。
明太祖洪武十年(1377)，下诏令禅宗太师宗泐、如玘为《金刚经》及《楞伽》、《心经》三经作注，颁行天下。
明成祖朱棣的《金刚经集注》更为有名，古今盛传不衰。在书中他高度评价《金刚经》说：“是经也，发三乘之奥旨，启万法之玄微，论不空之空，见无相之相，指明虚妄，即梦幻泡影而可知;推极根源，与我人众寿而可见。诚诸佛传心之秘，大乘阐道之宗;而群生明心见性之机括也。”如来所说此经，“大开方便，俾解粘而释缚，咸涤垢以离尘，出生死途，登菩提岸，转痴迷为智慧，去昏暗即光明” 。所以，“是经之功德广矣，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