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被贬常州所写的诗
司马光执政时宋哲宗的年号是“元祐”年号，这一时期的官员被称为“元祐党人”，被打入“另册”，苏轼自然也在册中。此后苏轼被一贬再贬，直到贬到遥远的海南岛。下面是苏轼被贬常州所写的诗，欢迎参考阅读！
一、 鸡黍之约
苏东坡与常州宜兴的缘分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仁宗嘉佑二年
（1057年）。那年苏东坡进京赶考，进士及第。在一次同年们聚会上，与他同桌的是常州府宜兴县的蒋颍叔（之奇）、单锡以及武进县的胡宗夫等。苏东坡从蒋之奇、单锡、胡宗夫的介绍中，了解到了江南的秀丽风光。他被江南的秀情风景迷住了。在酣酒中定下了卜居常州宜兴的“鸡黍之约”。然而，由于年少气盛，苏东坡自认为自己还没有施展抱负，故当时只是一时的兴致所至，并没有非常认真，这可以从苏东坡与蒋之奇的唱和之诗中看出：
月明惊鹊未安枝，一棹飘然影自随。
江上秋风无限好，枕中春梦不多时。
琼林花草闻前语，?画溪山指后期。
岂敢便为鸡黍约，玉堂金殿要论思。
后来，苏东坡又先后结识了常州的钱公辅、钱济明（世雄）父子、胡仁修、报恩寺长老和宜兴的滕元发（达道）、邵民瞻、蒋公裕等老友。
这些同窗好友都与他成了莫逆之交。在他以后的宦海生涯中，尤其是在他遭到贬斥的流放生活中，这些好友给予了他无私的关心。
友情、亲情的温暖与关怀，是苏东坡钟情于常州宜兴的源头。
二、 风光无限好
苏东坡任杭州通判时，他于熙宁六月岁末到熙宁七年五月奉命
赴常润一带赈灾，在常州一带滞留半年左右。完成赈灾任务后，他应好友蒋之奇、单锡等的邀请，在宜兴小住，在他们的陪同下，游览了芙蓉山水、?画溪明、古洞奇穴、玉潭凝碧等名胜。苏东坡流连于群山苍翠、溪水明澈、藤花掩映、杏柳错综的美景之中，就仿佛置身于陶渊明笔下《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优美淳朴的田园风光中。十分崇拜陶渊明的苏东坡依稀感到了阳羡（宜兴的别称）正是他将来躬耕退隐的归宿。
苏东坡在常润赈灾时，曾写过五首怀念杭州太守陈襄的诗。其中第五首是：
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
卖剑买牛吾欲老，杀鸡为黍子来无。
地偏不信容高盖，俗俭真堪著腐儒。
莫怪江南苦留滞，经营身计一生还。
惠泉山下濡湿的泥土，阳羡溪头晶莹的大米，江南地方简朴淳厚的民风，深深地吸引了苏东坡，使他闪起了归老于此的念头。
熙宁七年五月苏东坡好友钱公辅在常州逝世，苏东坡前去吊丧，并作《哀词》，发出了“吾行四方而无归兮，逝将此焉止息”、“独徘徊而不去兮，眷此邦多君子”的感慨。这说明了苏东坡后来选择常州作为他的归隐之地，并非偶然，他对常州这方土地是早有所钟情的。
就在这年，苏东坡委托宜兴好友在宜兴买田，准备将来在此归隐。
三、 求住常州
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五年。直到元丰七年才得到赦
免。政治上的坎坷沉沦使他退隐田园、躬耕自给的愿望更加强烈。常州美丽富饶的土地、温和湿润的`气候和莫逆之交的朋友让他留恋不已，他决定请求朝廷让他留在常州居住。
他两次乞求朝廷准予他在常州居住。他在《乞常州居住表》中写道：“……而赀用罄竭，无以出陆，又汝州别无田业可以为生。犬马之忧，饥寒为急。……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饘粥，欲望圣慈，特许于常州居住。”
当他得知朝廷准予他常州居住时，他喜极而泣，为如愿以偿而歌：“归去来兮，清溪无底，上有千仞嵯峨；画楼东畔，天远夕阳多。”
元丰八年五月二十二日苏东坡率全家抵达常州贬所。几经周折，苏东坡终于回到了这片朝思暮想的土地。他游遍了常州城景。在太平寺和报恩寺等都留下了他的诗：“六花?葡林间佛，九节菖蒲石上仙；何似东坡铁拄杖，一时惊散野狐禅。”“碧玉碗盛红玛瑙，井华水养石菖蒲。也知法供无穷尽，试问禅师得饱无。”
几天后，苏东坡携全家定居宜兴的田庄。置身于江南农家风光，苏东坡由衷地发出了感慨：“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来往一虚舟，聊从物外游。有书仍懒著，且漫歌归去。筋力不辞诗，要须风雨时。”
这时苏东坡完全过着理想的生活，没有政治，没有公文，没有吃不饱饭的后顾之忧。他完完全全地放松着自己，从从容容地享受着江南秀丽的风光。
但命运总不让苏东坡有块宁静的土地。这时政局起了极大的变化，朝廷又起用苏东坡，并委以重任。喜忧参半的他只得告别了他刚刚建好的家园，启程赴任去了。
四、 常州了缘
元佑八年，一直保护苏东坡的高太后去世了。灾祸接连降到
苏东坡身上。他连连被贬，从定州到英州，再到惠州，又从惠州被贬到海南岛的儋州。直到元符三年，苏东坡等元佑大臣被大赦。朝廷给了他一个虚职，允许他在外州任便居住。这样，苏东坡就面临着去哪里养老退休、安享晚年的选择。
苏东坡的第一个选择是回四川老家。中国人都讲究“叶落归根”，而且他的父亲苏洵墓穴旁留有苏轼、苏辙的两个位置。苏东坡一度也曾想“叶落归根”，但他从熙宁元年服父丧离开四川老家以后，30多年再也没有回过老家了。他在四川既没有田产，也没有亲人，他只好放弃了回老家的打算。
苏东坡的第二个选择是杭州。苏东坡两次任职杭州，他与那里的老百姓感情非常好，而且杭州的山山水水也深深地吸引了他，他很想去那里定居。他曾说过：“蜀若不归，即以杭州为佳。”但杭州的生活费用很高，他在那儿也没有田产。苏东坡一生不断迁徙流放，生活困顿，没有积蓄，最后也只能作罢。
苏东坡的第三个选择是去颍昌（今许昌）和苏辙相聚，将来去嵩山隐居。苏东坡想到自己兄弟两人自入宦后一直离多聚少，现在都已年迈，他很想和苏辙团聚。不过这时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庇佑元佑党人的向太后已经逝世，政治风向又转回原状。他越来越感到颍昌离京城太近，绝不能清静。而且苏辙这几年流离贬谪，经济也很拮据，自己一家去他那里，又将加重他的负担。他考虑再三，毅然放弃了去颍昌与弟弟相聚的计划。
苏东坡的第四个选择便是去常州、宜兴。他在宜兴买有田产，能够供他生活。他的儿子家人也在常州一带生活，可以就近照顾他。在常州、宜兴一带，他还有不少好朋友，如蒋之奇、单锡、钱世雄等，尤其是钱世雄，在他被贬南方时，不断派人送信送物，两人的情谊始终不渝。在常州居住，他可以和老朋友们比邻而居，吟诗作赋。而且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朋友朝夕相处，安度自己的晚年，何乐而不为呢？于是苏东坡终于选择了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今已决计居常州”。然而一路的颠簸，使得苏东坡身体极为虚弱。他在返常州的途中不幸染病。抵达常州后，病情始终不见好转。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7月28日，北宋一代文豪苏东坡走完了他六十六年的人生旅途，终老于常州城内顾塘桥畔孙氏馆。
纵顾苏东坡的一生，与常州结下了不解之缘。当年苏东坡初出茅庐，中举及第，便与多位常州籍同考举子结成好友，他们在苏东坡眼前展示了一幅绚烂的江南风光，使他与好友们订下了“鸡黍之约”。然虽有定居誓言，但毕竟未经深思熟虑，是信口所至。真正到了常州地区，苏东坡领略到了那水乡山野的神韵，便深深地吸引住了。中年离开黄州时，苏东坡两次上表乞求居住常州，终于如愿以偿，从此和常州结下了不解之缘。即使在元佑时期，他政治上红极一时时，他还和常州籍大臣胡宗愈（完夫）讲定：“某已卜居毗陵，与完夫有庐里之约。”他在北归途中，一路均有人热情挽留，有的甚至无偿提供居舍，但他总是坚定地说：“然某缘在东南！”他终于返回了魂牵梦萦的常州。最后遂了他在熙宁七年在常州悼念钱公辅的《哀词》中的夙愿：“大江之南兮，震泽之北。吾行四方而无归兮，逝将此焉止息。”
“出处穷达三十年，未尝一日忘吾州。”这是宋费补之对苏东坡与常州之缘最确切的概括。
苏东坡与常州之缘，正如他自己所说：“殆是前缘。”
北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任密州(今山东诸城)太守。第二年，政局初定，苏轼将城西北角一废旧之台修葺一新，政事之余，邀请同僚登台远眺，谈诗论文，抒发胸臆。其弟苏辙取《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之意，为此台命名超然，并作《超然台赋》予以赞咏，引发苏轼《超然台记》横空出世，成就千古名篇。
中国历史与北宋现实的交接点，恰巧成为苏轼文学创作灵感的触发点。与其说《超然台记》是一篇建筑物的题记散文，还不如说是一篇人生哲学论文，一首从人生忧患中解脱出来的哲理诗。对读者来说，倘若在烦恼时沉吟此文，在痛苦中咀嚼其味，或许能获得超然的效果。人在社会上生活，难免会遇到挫折与失意，这时常常会想到遁世。由于生存条件的限制和人的社会属性的限制，隐逸山林，不食人间烟火，又是不现实的。从人生态度来说，隐逸遁世也是消极的、不可取的。苏轼的《超然台记》所开的人生解脱处方，就不主张隐逸遁世。他认为，只要善于观物，善于从司空见惯的事物中发现其可观、可乐处，发现诗意，发现美感，随时随地都可以获得心灵的超然自适，变散文化的人生为诗意的人生。
苏轼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濡染，对儒、道、释等各家思想兼收并蓄。在他人生的每一个时期，都没有完全皈依哪一家思想，也没有彻底放弃哪一家思想。当然，正像封建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那样，他最先接触的是儒家思想的正规教育，最先选择的也是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仕途。苏轼年仅十岁时学习《范滂传》，便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二十一岁应科举试，曾向朝廷呈上五十六篇策论；二十二岁中进士进入仕途后，更是满怀致君尧舜的政治信念。但苏轼耿介正直的性格、敢于坚持自己主见的做法，使他的仕途充满坎坷。屡遭贬谪之后，苏轼积极入世的热情不能不大大降温。他在《自题金山画像》诗中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寥寥数语，几十年的宦海浮沉，多少次的被贬外放，无边的苍凉，数不清的磨难，尽在其中。
屡遭挫折之后，苏轼益发感到壮志难酬。于是老、庄思想便乘虚而入，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它与苏轼固有的儒家人生哲学一起，构成一种充满矛盾的人生哲学：入世与出世、有为与无为、投身社会和回归自然。苏轼是痛苦的，也是困惑的。随着痛苦与困惑的加剧，儒家思想日衰，道家思想渐增。他的退隐心结，已发展到对社会的退避，对人生的目的和意义的怀疑。这种人生无法预料、不可把握的意识，随着遭受挫折的增加而越来越强，使苏轼常常发出万事到头都是梦，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的喟叹
人间何者非梦幻，这种人生如梦的困惑终于把苏轼逼上寻求解脱的道路。应该说，对仕进与退隐的困惑、对人生如梦的悲哀，是封建时代的文人普遍的心态，但对困惑与悲哀加以解脱，却并非易事。在这方面，道家文人往往略胜一筹。吸收道家思想的苏轼，便是如此。信儒却不迂腐，以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入世思想来务实；谈禅却不佞佛，以其看破红尘的出世思想来处世；乐道却不厌世，以其乘势归化、返璞任天的避世思想来修炼。三者融为一体，就能不受时空的束缚，可以追求生命的自由。所有这些，都是为维护赵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和克服自己的人生坎坷与磨难之苦的。这就是苏轼的超然生命观，也是他为什么不去投江、没有出家，宁愿忍受苦难、甘当贬官而不忘忠君爱国忧民的根本原因。
有超然的处世态度，人就变得坦荡而达观。苏轼漫游赤壁之时，正是他被贬黄州，政治上极度失意之际，可是他却写出《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这样流传千古的超然之作。在《赤壁赋》中，苏轼表达他对人生的哲学思考，他认为，虽然宇宙是无限的，人生是有限的，但二者又是相对的、辩证的。万事万物都有生有灭，人生的意义亦可永存，问题就在于以何种态度处世。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他明确表示：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当然，苏轼是普普通通的人，而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因此，他有时也会感到难以真正脱俗。难以从物欲中彻底解脱出来。当欲望不能满足时，他也难免会有凡夫俗子一样的牢骚要发泄。但他的超然处世态度一旦战胜物欲的诱惑，心灵马上就会恢复平静而忘却营营。他认为，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重要的是要有高尚的品格追求和认真的生活态度。
北宋王朝的险恶仕途，几乎窒息苏轼的政治热情，想到自己的坎坷人生和仕途，苏轼也禁不住产生凄楚苍凉之感，甚至还有些愤然不平。但继之而来的常常是超然的自我安慰，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如此一来，一切都会处之泰然，身居显贵不沾沾自喜，遭受贬谪不忧凄于心，去无所逐来无怨。我们看苏轼虽有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自嘲，却在多次被贬中都能找到生活的乐趣。他几乎是到一地方，爱一地方，不对自己的被贬耿耿于怀。他到杭州就爱杭州，故乡无此好湖山；到密州就爱密州，乐其风俗之淳；到黄州即爱黄州，长江绕廊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在惠州就爱惠州，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海南儋州本是被视为南荒的流放之地，但苏轼却说：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
检阅《苏东坡全集》，我发现苏轼任密州太守两年多的时间内写下二百三十多首(篇)脍炙人口的诗文，其中涉及超然台内容的诗文就达十一篇(首)。苏轼一生代表词作颇多，《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江城子密州出猎》等就创作于超然台。诸城人民创造灿烂的历史文化，而深厚的文化积淀也熏陶和影响一代文豪。正是在这片神秘而丰厚的文化沃土上，苏轼达到他诗词创作的最高峰，形成他独具特色的豪放词风。
苏轼既善于深入人生，又善于超越人生，在各种生活环境中遍尝各种人生滋味，但又总能出乎其外，发现其中的至味可观处与可乐处。他在艰难困苦中，总是设法找到人生的乐趣，他什么饭都能吃，什么房都能住，和什么阶层的人都能相处，什么样的忧愁烦恼都可以解脱，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能保持无往而不乐的超然心境。苏轼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能够融合儒、道、释，打通雅与俗的界限，极大地丰富传统人格美内涵，使之变得更为健全和成熟。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俨如一鹤飘然，随遇而安，来去潇洒，出入自由，不为世俗所羁，亦不为虚妄所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