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jiān)，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jiān)，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wéi)苟(gǒu)得也;死亦我所恶(wù)，所恶(wù)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bì)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wù)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bì)患者何不为(wéi)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避(bì)患而有不为(wéi)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wù)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一箪(dān)食(shí)，一豆羹(gēng)，得之则生，弗(fú)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cù)尔而与之，乞人不屑(xiè)也。
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wèi)宫室之美，妻妾(qiè)之奉，所识穷乏者得(dé)我欤(yú)?乡(xiàng)为(wèi)身死而不受，今为(wèi)宫室之美为(wéi)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qiè)之奉为(wéi)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wèi)所识穷乏(fá)者得(dé)我而为(wéi)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wèi)失其本心。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而又有发展。他生活在诸侯互相攻伐“无义战”的时代，目睹了人民遭受涂炭的社会现实，也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民本思想，明确提出“民为贵”、“君为轻”。政治上主张实行“王道”、“仁政”。反对“霸道”、“暴政”。呼吁统治者重视人民、安定人民、少收赋税，减轻刑罚，使百姓“不饥不寒”。这些观点反映了人民的愿望，有一定进步意义，但却脱离当时的社会实际，根本行不通。孟子还主张社会分工，这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但却得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结论，为阶级剥削和压迫制造了理论依据。孟子的哲学思想属于主观唯心主义，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的“性善论”，认为人生来就有善良的本性，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小无有不下。”还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知也。仁义礼智，非曲外铄(给与)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的人性说中有合理的成分，他特别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以及自我修养的作用，认为“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要求人们反躬自求，“养浩然之气”，做到“舍生取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这篇文章选自《孟子·告子上》，它论述了孟子的一个重要主张：义重于生，当义和生不能两全时应该舍生取义。
什么是“义”呢?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也。”(《告子上》)又说：“义，路也。……惟君子能由是路。”(《万章下》)孟子认为自己做了坏事感到耻辱，别人做了坏事感到厌恶，这就是义;义是有道德的君子所必须遵循的正路。
孟子是怎样提出和论证他的主张呢?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用人们生活中熟知的具体事物打了一个比方：鱼是我想得到的，熊掌也是我想得到的，在两者不能同时得到的情况下，我宁愿舍弃鱼而要熊掌;生命是我所珍爱的，义也是我所珍爱的，在两者不能同时得到的情况下，我宁愿舍弃生命而要义。在这里，孟子把生命比作鱼，把义比作熊掌，认为义比生命更珍贵就像熊掌比鱼更珍贵一样，这样就很自然地引出了“舍生取义”的主张。这个主张是全篇的`中心论点。
为什么要舍生取义呢?孟子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证。其一，“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这几句论证说：生命是我珍爱的，但还有比生命更为我所珍爱的(指义)，所以不能做苟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厌恶的，但还有比死亡更为我所厌恶的(指不义)，所以有时对祸害(死亡)不愿躲避。这是从正面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应该舍生取义。其二，“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避患者何不为也?”这几句论证说：如果没有比生命更为人们所珍惜的，那么凡是可以用来保全生命的手段哪样不能用呢!如果没有比死亡更为人们所厌恶的，那么凡是可以用来避免祸患(死亡)的事情哪样不能做呢!言外之意是：这样下去，人们的行为不是会变得无所不为、卑鄙无耻了吗?这是从反面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应该舍生取义。其三，“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这几句论证说：通过这样的手段(指不正当的手段)就可以保全生命，而有的人不愿意采用;通过这样的办法(指不正当的办法)就可以避免祸患(死亡)，而有的人不愿意去干。所以，还有比生命更为人们所珍爱的(指义)，还有比死亡更为人们所厌恶的(指不义);不单是贤人有这种重义之心，而是人人都有，只是贤人没有丧失罢了。这是从客观事实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有人舍生取义。通过以上论证，文章开头提出的中心论点就成立了。
不过，上面的论证只是讲道理。为了使这种道理更令人信服，更容易被人接受，孟子接着用具体的事例来说明。“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箪”是古代盛饭的圆形竹篮，“豆”是古代盛肉或其他食品的器皿，“呼尔”是大声呼喝着，“蹴尔”是用脚踢着。这几句说：只要得到一小筐饭、一小碗汤就可以保全生命，不能得到就要饿死，如果是轻蔑地呼喝着叫别人吃，哪怕是饥饿的过路人都不愿接受，如果是用脚踢着给别人吃，那就连乞丐都不屑要了。《礼记·檀弓》有一段故事与此相类似：“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屦，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可见，孟子写这段话是有根据的。“所恶有甚于死者”，当面忍受别人的侮辱比死亡更令人厌恶，所以宁愿饿死也不愿接受别人侮辱性的施舍。连无人认识的路人和贫困低贱的乞丐都能这样做，常人更不用说了。这一事例生动地说明了人们把义看得比生更为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就会舍生取义。
在孟子看来，“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人人都有这种重义之心，人人在生与义不可兼得之时都应舍生取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并非都是如此，有的人在穷困危急的情况下可以拒绝别人侮辱性的施舍，而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却见利忘义。这种现象该如何解释呢?文章第三段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孟子指出，社会上确实存在“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人。“钟”是古代的计量单位，六斛四斗为一钟，“万钟”指丰厚的俸禄。为什么有人不问合不合礼义而接受万钟俸禄呢?万钟俸禄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是为了住房的华丽、妻妾的侍奉、因为给了所认识的穷朋友以好处而使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吗?华丽的住房也好，妻妾的侍奉也好，朋友的感激也好，这些都是身外之物，与生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那些“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人当初宁肯饿死也不愿受侮，现在却为了这些身外之物而不顾廉耻，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此之谓失其本心”，孟子认为这种人原来也有舍生取义之心，后来因为贪求利禄而丧失了。孟子警告说：“是亦不可以已乎?”这种“不辩礼义而受之”的可耻之事不是可以罢休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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