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曾经最强大、最有条件一统中原的楚国，楚国雄踞长江、汉水流域，拥有发展农业的最好条件，所谓“湖广熟，天下足”。
湖北随州出土的编钟，不仅可证楚国音乐不凡，还足以证明炼铸造业发达。炼铸造联系着兵器，那是武装军队的必要条件。今武汉东湖的大型雕塑《庄王出征》，令游人神情为之一振。正是楚庄王时期国势大到饮马黄河，那是越出长江流域挺进到北方。春秋五霸有两霸是吴和越，后来越灭吴，楚又灭越，势力就扩展到“百越”之地，那是多么辽阔的疆域!灭越，就占有西施的故乡，那是纺织业最发达区。
武汉人仿造出一座“楚天台”，据称是仿楚灵王“章华台”建造，章华台后世称之“天下第一台”，是中国历代帝王园林化离宫的先导。楚宫的故事有“楚王好细腰，宫妃多饿死”。武汉东湖还建有“楚城”，与其相连的景观有“楚市”。古人曾写文章说，到楚国都城郢，清晨穿新衣上街，归来就挤破了。这描述也许夸张，但我们还是可以想见那繁荣。
繁荣的经济一定会哺育出相应的文化。游三峡访秭归拜谒屈原祠，自然要想到《离骚》。我们读屈原的作品和他的一生，还可以看到，屈原爱国，楚怀王却不给他爱的机会，但怀王没能消灭屈原的爱心。屈原的爱不仅是爱国、爱人民，他也深情地写男女爱情，凝聚在楚辞中的爱，是非常丰富的情感。从诗经发展到楚辞，楚辞已是华夏文明中当时最先进的文学艺术。
如此，楚国就给我们留下一个问题：楚国农业、纺织业、炼铸造业，陶器、竹器、漆器等手工业，乃至商业经济均发达，文学艺术也最为发达，何以会被在西北蛮荒之地发展起来的秦国所灭?
楚国不是生产力不行，也不是文化艺术不行，而是经济文化都发展后，统治者的政治建设未能随之发展进步，未能满足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遭至灭亡。楚国更大的悲伤，恐怕还在于它不是没有出现过改革。早于商鞅在秦变法的`前二十五年，吴起就受楚悼王重用主持变法，变法的措施就是商鞅后来在秦施行的“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可惜变法仅一年，悼王死，吴起被贵族射杀，变法夭折。
悼王去世半个世纪后，怀王即位，此时有屈原。屈原有什么革新主张吗?他作为诗人的形象太饱满了，以至后人常忽略了他的政治主张。但司马迁作《屈原列传》还是指出，《离骚》称道了齐桓公。齐桓公曾用管仲搞过春秋时最早的改革，齐因此成为春秋五霸的第一位霸主。《离骚》还称道了汤、武革命。这都能让我们窥见屈原的改革政见。屈原不仅是诗人，他是楚国的“左徒”，这是掌国家内政外交大权的高级官员。一个高级官员有如此丰沛的学问和艺术造诣，且如此重视人的个性和创造性才华，岂不难得!可惜，楚终于被秦灭亡了。楚国的悲伤是其他被灭亡的国家无法相比的啊!
悲剧的力量总是最打动人的，也是这巨大的感伤和对国家的热爱，造就了屈原和《离骚》。为了记住这巨大的不幸，这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人伦大爱，千秋以来中国人为一个人立个节日每年都纪他，这个人就是屈原。千古以来没有任何一位帝王被人民这样纪念。
然而，如果把亡楚的责任都推给国王，恐怕也是不公道的。虽然悼王支持变法遂有楚国变法，怀王未能理解屈原以至付出巨大代价，但关系一个国家能否适时变法的力量并不人为什么会悲伤?那一定是曾经美好的东西沦丧。这“旧贵族”的先人，原也是相当积极进取的啊!
楚国的先人可追溯到熊绎，西周前期周成王封楚子熊绎居丹阳，丹阳在三课陵峡深处，为最早的楚国都。所谓“上控巴蜀，下应荆襄，当水陆之要冲”，这是说楚国位置险要，但这样的地方若不向外发展，楚就会被封闭在峡谷。楚国的先人胼手胝足、拓土开疆，战国时兼并了上游的夔国，向下游发展使楚国都城出现在荆州，整个三峡地区就通称“楚”。’
当楚国发展到江汉平原就地处华夏中心，这使楚国最有条件汲取东西南北之长，但也容易四面受敌。楚先人汇集四邻之长，警惕危险，把国家发展到最雄强。但后人在繁荣中滋生出优越感，滋长了自高自大。这自高自大不把四邻放在眼里并不只是统治者的缺点。
楚国的优势确实曾经很多，以至楚南公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果然，始皇建立的秦朝是被楚霸王项羽所灭。可是，项羽又被秦汉之地的刘邦所灭。为什么?你看，自高自大，不把刘邦放在眼里，这些缺点在生长于楚的项羽身上也体现得多么明显。秦凭什么击败楚?无疑要追溯到“商鞅变法”。可是，这“变法”并不是商鞅的发明。商鞅的智慧从哪里来?
春秋时齐国发生的改革可以追溯到西周末开始用铁器。先进的铁器农耕开垦出更多荒地，使很多农民在井田外开垦出“私田”。春秋“井田制”不是私有制，也不是公有制，是国有制，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管仲搞“相地而率征”，即按土地征税。承认了私田，就在井田制以外别开了一条新路。
所以，齐国的变革不只是“进步意义”，而是人类从奴隶制时代向封建制时代变迁的发端。进入战国，魏文侯用李悝厉行改革，李悝作《法经》列《盗法》为开篇，这表明伴随着私有财产的增多盗贼也增多。李悝用国法来保护民间私有财产，成为法家始祖。魏文侯还用吴起为将。文侯去世，吴起受同芟荼怀分，离魏奔楚，于是有了吴起在楚的改革。
吴起死后二十五年，商鞅才从魏入秦。对秦国来说，商鞅完全是外国人。此时秦国生产力与政治制度都落后，从统治者、士大夫到老百姓，头脑中都还没有产生出商鞅带到秦国来的革新思想。秦孝公的英明，在于他相信商鞅带来的变法举措就是曾经使魏和楚强大的法宝，于是下决心用这个外国人推行变法。
商鞅由此轰轰烈烈地“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与此相呼应的举措包括：以“军功爵制”取代“世卿世禄制”，按杀敌人数来途艉屯恋。这办法在商鞅去世后仍被继承下来，极大地调动了作战的积极性。秦国被六国称为虎狼之国，秦兵作战总在得胜时将敌人的头颅割下来系挂在腰间，并继续冲锋。那头颅实在是他们不能丢弃的，用今天的话说，那是他们的计件工资，他们要用那头颅去分领土地。
这时，秦国最锐利的并不是它的军队，而是它的政治制度。在秦的先进制度下，六国的土地已不是它的战争对象，而是它可以利用的巨大资源。六国的奴隶也会加入到秦军中去作战，以便立功分土地。如此还有谁能挡得住呢?随着战争的胜利推进，秦将六国尚存的“井田”也化为私田。秦灭六国非以武力胜，实在是以政治经济制度胜。春秋战国近五百五十年，生生灭灭多少事，似乎就做一件事，把井田制彻底转变为封建土地私有制，中国大一统的时代就到来了。
楚国的失败是从变法夭折开始的，秦的崛起则告诉我们，一个落后的国家，可以通过革旧制解放生产力获得经济发展，并通过坚持不懈的深化改革后来居上。